同样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故事，王安忆写出了《长恨歌》。从四十年代一直往下写，到了九十年代，上海早已不再是那个属于陆先生和王琦瑶的上海。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故事说复杂并不复杂。人物是几个黑帮领袖，背景是抗战前夕，繁花般点缀的美丽的上海女人，看似配角，其实她们才是整个“罗曼蒂克时代”真正的灵魂所在。

就像男人们写儿时和成长，普鲁斯特用了一整本《追忆似水年华》，奥尔罕·帕慕克念念不忘《伊斯坦布尔》，高尔基更是直接了当地追溯《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这和电影和小说《长恨歌》一样，淅淅沥沥，曲不成章，却是在一往无前执拗地追忆着旧时光。

上海曾经属于百乐门、舶来胭脂和窈窕紧致的绸缎旗袍。昙花一现的民国时代，夹在两段历史中间，在封建帝制已没入史书，世界大战尚未荼毒之际最后一次绽放，像掉落在滚滚江畔的夜明珠，整个世纪都记得它的光泽。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中，上海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无限接近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最前沿。除了军政要人和商界领袖，这里汇集了当时整个中国最时尚的一群人：明星与导演。

《长恨歌》里，出身弄堂的王琦瑶慢悠悠地长大，世俗气与好胜心沉淀在骨子里，渐渐出落成一个隐忍的美人。静得久了，心里就埋了悸动，有一次随朋友去片场，第一次看见电影的布景，镜头的摇动。就是那一次，王琦瑶窥见了繁华世界一角，不知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那片舞台上一个亮眼的主角。

身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对浮泛人生的向往都是种在心里的。年轻人的心活络，不会看透它镜花水月的本质。人生如戏，对于电影的定位，书里是这样写的：“片场这样的地方是女学生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它生产罗曼蒂克，一种是银幕上的，人所周知的电影；一种是银幕下的，流言蜚语似的明星轶事。”一世当了两世用。

故事里提到的罗曼蒂克，正是那个年代上海才有的风情，也是电影里诸如陆先生这样的老大想要拼命留住的浪漫。“上海的好东西，不能就这么丢了。”

他知道事与愿违。

1937年，日本军国势力渗透，要向上海寻求合作，最绕不过的就是几个实力掌权的黑帮。分歧一开始就很猛烈，合作的人活，挡路的人死。日本人野蛮起来，就是“菊与刀”中的刀，可以雅到极致，也可以残暴到成为世界教科文研究对象。

在上海稳坐头把交椅的陆先生，原型正是四十年代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杜月笙，另外两位，分别以青帮头目黄金荣、张啸林为原型。纠缠在这场乱局之间的女人，小六、吴小姐、王妈和几位夫人，全身上下风情万种。

中国女人身形纤瘦，雪白地贴在旗袍里。如何大草老师在《有旗袍的女人不会老》里所说：“旗袍的内敛是遮蔽，从领口一直遮蔽到踝骨；旗袍也张扬，旗袍的张扬不是暴露，却是泄露，春光乍泄，一条岔从脚踝裁开到腰杆。因为遮蔽而有了隐秘，因为泄露而增添了想像。”这个形象在三四年代的背景下，在消亡前夕，最美最美。

而同样美好的是那时人们端在手里的瓷具，还有瓷具里的香片，磁盘里的肠粉面点。它们就像端在手里的礼节，揣在怀里的欲望，既深藏不露，又跃跃欲试。

阿娇饰演的葛优的相好，是端正良淑的女人，为他宽衣褪鞋，眼神里仅是恭顺敬爱。与她成反面的是章子怡饰演的小六，一个周旋于男人之间，姿色撩人的名媛戏子。上海的犬马声色给了她念想，她如此嚣张一是因为禁不住诱惑，二是因为换一个地方，没有舞台也没有观众，剩下的剧本演不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渡部，日本人，活在上海，本地话说得麻溜，娶了一个上海太太，生了两个上海儿子。从他打麻将时极力渲染自己对上海的热爱，对日本的憎恶开始，我就知道这大概是个诡谲之人。果不其然，看到他回到家里，换上一身和服，喝清酒捏寿司的时候，非常确定这个上海人的壳子里，是一颗有条不紊坚定冷酷的日本心。有朝一日和中国开战，他必定杀得最狠。

渡部抢了小六做奴，要把她变成日本女人。直到最后她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却手下留情放小六一条生路。袁泉饰演的吴小姐，原型蝴蝶，上海第一美女，曾主演过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后来戴先生逼走她的丈夫，霸占了这个女人，秩序与规矩再也无从拾起。

这个时代就从这里开始乱了。

防空警报拉响，战机成群飞过。被扫荡过的上海只剩下一片废城。电影没有任何灰飞烟灭的轰炸场面，俯瞰下去只有毁灭过后死一般的寂静。随着一道消亡的还有这一带人所有过去的日子，俗与雅，浮与沉，盛极一时的江畔明珠，如今就像一只残破的废眼。

陆先生是心痛的，这不仅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的故乡。

有一天他穿上青布大褂，在推搡的售票口赶着买一张船票，谁会知道他是曾经只手遮天的商界总管。人们都走了，离开这片坍圮的废都。

后来陆先生与小六重逢，几年过去，平静里听不出波澜。世界改朝换代，旧貌新颜，记得的人不多了。

“我有时候会想到你，你应该是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