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安安。安慰的安，安好的安。

我在十三岁之前没有吹过空调，夏天最制冷的机器是小卖部里的冰箱和客厅里的吊扇。晚上八点，我会趁着黄金档电视剧加广告的间隙，拿着换洗的内衣裤去洗澡。

小镇还没有热水器，家境好一些的人家洗澡用的是太阳能，简陋的十几根银色的管子排成一排，像竹排，白天积蓄热量，能够撑到晚上。而普通人家流行用一种黑色简易热水袋，有一人高，半米宽，暴晒过后有一种廉价的塑料味。早上连上水管灌满一袋子水，晒上一整天，晚上足够一家人用。但保温效果不好，过了晚上九点钟，水就温凉了。

我们家就是用这种热水袋洗澡。我脱掉上衣，胸衣，短裤和内裤。拉开花洒，水慢慢地留下来，我站在墙根旁边，等着最初的那股塑料味淡去。

院子很宽敞，足够装下两辆大卡车，我站在靠近门边的侧墙，正对着堂屋，屋里有微弱的亮光，我能听见电视机里的广告声，父亲应该正躺在沙发上，母亲在我出来洗澡前就进卧室睡觉了。她刚跟父亲大吵一架，整个人都气得发抖。她怨恨这种生活，但更恨躲不过的自己。

水哗啦啦地落在地上，我先接一捧水打湿大腿，然后是胳膊，接着是后背，最后才是前胸和小腹，自然地站在花洒下面淋湿自己。这样会让人更适应水温，就算是最热的时候，我也固执地按照这个顺序冲凉。我没有动，静静地感受水流过发丝、耳朵、脖颈，仰头，水冲击到脸上，我觉得有点呛，用手捏住鼻子，然后低头呼了口气。

我像平常一样，打开过道的灯，找到肥皂，慢慢涂满全身。在放肥皂的一瞬间，我抬头看到关闭的堂屋门玻璃后面有一个身影，他在看我。我逆着光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我没有喊出声，只是飞快地转身，装作若无其事地关掉过道的灯。我知道他还能看到我的轮廓。

有没有看错？我曾反复地过自己上千次。

或许是白天跟朋友玩得太疯，出现了幻觉。亦或者我有妄想症，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尽快冲洗了肥皂泡，胡乱穿上衣服，再抬头去看的堂屋的方向，早已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再去堂屋看电视，而是回了自己房间，第一次认真锁了门，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因为不透风，房间里热得要命。

我躺在床上，仔细地听心跳的声音。它与电视机里的说话声混合在一起，像是播着噪音的没有暂停键的收音机。

我猜测着父亲的样子，或许不必猜测，他应该光着脊背侧躺在沙发上，严肃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比之前胖了一些，肚子上多了许多肥肉，皮肤很黑，脸上因分泌过多油脂堵塞毛孔而长了不少黑头。脊背上长了很多小疙瘩。手指甲和脚趾甲与肉接触的部分是黑色的，同样，这黑色描摹了他的指纹，细致的，像是一张仔细绘制过的地图。

这会儿，他睡着了。呼噜声大得像打雷，他嘴巴一定微微张开着，鼻子或许堵上了，每次呼气吸气既规律又齐整。父亲很高，是典型的北方人，四人沙发的长度不足矣伸展他的身体。他的脚应该搭在沙发的边沿上，像是遗落在上面的两块砖，厚实，坚硬。

我已经读中学，这是初一暑假前的最后一晚。

我失眠了。

我想，此后，我会有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但都不会比这个夜晚更长，更难捱。

在六年前的夏夜，我也曾辗转反侧。

一个不够善良的邻居告诉了我一件事情，或许可以称之为秘密。当时我七岁，跟家属院的小伙伴刚做完123木头人的游戏，满头大汗，裤子上还沾着公共水管旁的锈迹。她坐在自家院子门口剥毛豆，捡一把，剥一把，手指非常灵巧。她认识我的母亲，曾一起到河边的花生地里捡过落花生。她声音温柔，把我喊了过去。

“你知道吗，”她说，“你不是你爸妈亲生的。”

我盯着对方的眼睛看，她似乎活在与我截然不同的世界。她在等着我哭，但我仰着头，调整了一下脖颈，很酷地说：“哦。”

我转身走了，她没有追上来，但小声说了一句：“真笨。”

2.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小雪，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我是相信了的。原本那个人不说，我也有隐隐约约地感受，但那更像一种直觉，不真切。我父母对我很好，并不是生活中的苦痛让我察觉了自己的不同。

那天下了雨，我和小雪撑着一把伞从学校走回家属院，我用雨靴刻意踢踏着雨水，浑浊的雨水溅到小雪的白裙子上，她嘟着嘴，很不开心。我想要挽回一点她的友情，所以偷偷地从身体里掏出一个秘密。

“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但你不要告诉别人哦。”我故意更凑近她，她的长发散发出一股蜂花牌护发素的香气，压低声音说，“这是一个秘密。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我惹我妈生气的时候，她也说我是在大桥底下捡的。没什么的。”

“嗯。”我朝外移动了一下，斜飞的雨水可以落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很凉。

小雪的母亲跟我的母亲同在供电室上班，她在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告诉了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她是个善良的人，照顾着我幼小单薄的自尊，在父亲吃过晚饭，准时去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叫住我跟她一起收拾桌子，她负责洗碗，我负责打水。

厨房并不大，昏黄的灯光下，她利落地把可以隔夜的剩菜都拨到一个盘子里。她一手拿着抹布，一手把空碗挨个摞好放在需要洗的盘子上，把筷子迅速地担在盘子一侧，三两下桌子就干净了。

我端来一盆水，放在桌上，她又按着顺序开始清洗起来。我站在一旁，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无聊，在我要逃走的时候，她说：“安安，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但你不要轻易对外说，他们背地里或许会笑话你。我们并没有想刻意瞒你，只是想等你再大一些告诉你。我一直怀不上孩子，你爷爷奶奶一直既生气又伤心，他们想让你爸爸跟我离婚。而你外婆身体不好，见到我就会哭，我看到她头发都愁白了，心也总揪着。有一天，你爸爸抱来了包着一张花毯子的你，他说，你被人扔在了工厂旁边的停车场，他去推自行车的时候听见了你的哭声。”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姥姥那么宠爱我，每次我去，她都要仔细地看我，用干瘦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抚摸我的脸。

但我没有说什么，内心翻腾着一股巨浪，我的五脏六腑都发生了位移，它们被夹裹着，在我的腹腔内冲撞，我靠着墙边，没有听完母亲的话，转身冲进了夜色。

这翻腾的浪，随着我的步子上涌，它成功地从眼睛里漫了出来。我摇摇晃晃之中撞到了一个人，但我没有转身。

我抬起手，把眼眶里多余的水擦掉，但它不受我的控制，巨浪翻腾，最终淹没了我的世界。

我蹲坐在家属院的公共洗手池上，不知道应不应该回家。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紧张。但没有一刻钟，我就看到穿着拖鞋的父亲了，他的影子压过来，身上有烟草和肥皂混合的味道，他牵起我的手，没说一句话就走回了家。

我心里产生了一些无法抚平的毛刺。它扎着我，让我不时想起自己不属于这里。

我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时候，总会先回味一下母亲的温柔。那是她还没有学会歇斯底里的时候，或者说，是还没有被生活底层的气息熏染过。所以，她的语气轻柔，对人对事都有一种谅解和宽宥。生活以一种灾难的方式给人改头换面，从心底，从容貌，从气质，从所有。

我们避无可避，只有被迫接受的命运。

3.

我曾跟齐冬说过，我喜欢闻汽油味。他笑话我，这是什么诡异的爱好。我没有立刻回复他，因为想起了一些事情。

小镇的空气中有钢铁和气油的味道。

这是一个冶炼金属的国营工厂，这里绝大多数人都在工厂里上班。在父亲看来，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必再像爷爷那样倚靠着土地生活。他有手艺，一天之内就可以快速地做好很多铁锤。他愿意待在闷热油腻的车间里，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可以自在地把一块粗钢变成一把好用的铁锤。他穿上深蓝色的工作服，戴上手套，用扳手把粗钢放进炉膛里，那橘红色的火焰照亮他严肃的脸，他带着一种可怖的认真注视着被高温煅烧，已经开始变得具有展性的钢铁。

他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把钢块取出来，放进一个铁锤的模具，然后敲打，夯实，锻造出铁锤的雏形。汗水从他的额头划过，他感觉到眼睛有些热辣，在把铁锤雏形放在一台锉削车床上的之后，他或许会走出车间，坐在旁边的花坛上，掏出一根烟，点燃，休息片刻。因为接下来的步骤将更消耗体力，他对此熟烂于心。

我的学校距离工厂很近，放学之后经常跑到车间找他。那时候车间正热闹着，机床的轰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跟对方说话需要费力喊出来，而说不了几句又会被空气中散发的浓厚气味呛到。

那时候，工厂是我的宝藏，我深深地迷恋它。我会独自一个人像探险一样，跑出车间，去工厂的其它角落，比如排废水的大池子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能够看到金鱼的人工池；比如运输五金的停车场一旦空出来，就可以看到后墙边长出的野苦瓜，它成熟之后是橘黄色的，比绿色的苦瓜要小很多，掰开里面是鲜红的瓤，有一颗颗圆圆的籽，吃起来有些苦中带甜；比如供电室里一排排布满按钮的机器，它们发出嗡嗡的声响，不停地运转着，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关掉这些按钮，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噪音运动。

六点钟，工厂的大喇叭会想起了一阵音乐声。父亲和其他人会停下手里活，他不着急走，要打扫完机器的台面，清扫好钢铁屑才会离开。然后，我坐在旁边的花坛等他。

因为他要洗澡，把身上的汗味和手上的油渍洗掉。

工厂里有许多年轻人，他们之中有很多父亲的徒弟，留着短发，但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和样子，只会在遇见的时候，抿着嘴笑一下。有人会在去洗澡的路上，看到我跳方格，他们会在口袋里掏出一两块糖或巧克力给我。

父亲没有要求我不可以接受这种显然讨好的赠予，所以，我坦然地拿着，甜甜地说一句谢谢后，继续跳方格，继续等待洗澡的父亲。

父亲会骑自行车带我回家，母亲坐在后座上。她比所有人都下班晚一些，因为要管理全厂的设备，她需要检查、需要登记填报。

而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屁股被硌得生疼，脸颊时不时也会被父亲的胡茬碰到。他身上会有一股肥皂的气味，终年不变。

在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我很抵触这种一家三口上演的自行车之旅。

那像是一种高调的宣告，我是他们告示上的词语和标点符号。

而我想要舍弃这种作为装点和修饰的身份。它太过多余，就像是蛋糕上的花边，就算没有它，蛋糕的味道不会改变，而太多的话，反而会腻。

4.

现在的父亲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比十年前的变化更糟糕。

他不再年轻，不再用肥皂洗澡，不再做一个兢兢业业的工人。我大学毕业后极少回家，就是为了避免与他有过多的交流。

他老了，头发也变白了，眼睛花了，身材更臃肿，腹部像怀孕的妇女，不自然地凸起，但他满不在乎，总是吃得很多，从不爱运动。

他的右手上有了一道很深的伤疤，有一次，炉火迸溅出一小块钢，弹到了他的手上，立刻烫熟了他的皮肉，他说空气中能闻到东西烧焦的味道。

那些年，工厂里出过几次事故，他这种烫伤是很小的事件。周边炼钢厂里曾有人跌落到炼钢炉里，瞬间被上千度的高温吞没，尸骨无存。

我睡在家里的小床上，有些失眠。这还是读初中的时候，母亲找木匠打的床，床板很硬，这么多年仔细闻起来还有一股没有消散的桐漆味。我能听到父亲和母亲说话的声音，他依旧一副唯我独尊的语气，指示母亲明天要买的菜，要做的饭。但他说不几句话，就会咳嗽一声，不是那种急切地、生病的咳嗽，更像是一种习惯，那种想要把年轻时吸入体内厚重的气味一点点咳出体外的习惯。

我的母亲没有想过我会留在上海工作，她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希望我能够填一所近一些的学校，最好能读医学专业，毕业后到市里的医院工作，之后嫁人，之后生子，就像小镇上的许多女孩子一样。她没有想过阻拦我所谓的前途，但依旧很遗憾我没能留在他们身边。

在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在我决定自己去学校报到前，坐在我的床上跟我说：“安安，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什么时候开始想着离开？是不是有一天你会把我和你爸爸拒之门外？”

我身上似乎有一股电流经过，我有时也分不清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或许在我得知自己不属于这座小镇的时候，或许在我青春期看到模糊人影的夜晚，或许就是填志愿的一霎那，我至少知道自己厌恶了这里。

我奋不顾身的逃离，努力学习，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

父亲和母亲在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下岗了。国营工厂改制，一夜之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失去工作，拿到一笔微薄的遣散费，再也没有生活的保障。

我似乎能够感受到家里的那种愁云惨淡。爷爷奶奶也经常唉声叹气，但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多余的话，依旧本分地做着地里的农活。爷爷没在父亲面前提起，但在带着我喂羊的时候说过：“谁能知道厂子说倒就倒，不过这样也正好，他可以接我的班，家里有十多亩地，好好种些粮食、棉花足够养活一家人。”

但父亲是集体城镇户口，他到现在也没有把户口迁回来。我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一点坚持，哪怕之后农村户口有更多福利和优势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做。这是他勉强维持住的尊严，以一个城镇人开始，再以一个城镇人结束。

父亲没有回老家，而是找了一份更辛苦的工作。他出力，像是一部机器。我在心里给他判了刑，用自己的沉默和厌恶惩罚他。那是一种令人不忍回顾的记忆。

我特别热衷于他和母亲吵架。那种鸡零狗碎的争吵中，我会站在母亲的身边，他的对立面。我是母亲的同盟。那种内心深处的幽暗被一点点拉扯出来，我并不会多说什么，只需要冷眼旁观就是他最大的伤害。

我看着他脾气一天天变得暴躁无常。那种改变有些孩子气。

或许人永远无法长大，就算是活到一百岁，也无法称之为长大。年龄不过是时间的另一种计量方式，它无法衡量和计算人的成长。

我觉得自己很冷酷和残忍。

但我无法劝解这样的自己，所以，我常在黑夜里惊醒。凌晨三点钟是我的早晨，那种冰冷和清醒让人崩溃和神经质。

我似乎从没有逃离出小时候的梦魇。这是一场做了超过二十年的梦。我从中吃尽苦头，那些敏感和受伤的细节，深刻地埋在我的心底。我像是一个受伤的小兽，只能在无人的时候，躲在最深的洞穴里，借着黑暗，舔舐自己的伤口。我会痛苦地大哭。

我没有归属感，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无法回答母亲的问题。她认为自己受到了这阵沉默里的轻视，易怒的母亲霍然而起，她摔门离去。我从震颤的门框里感受着她的怒气和在意。

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以为小镇的生活和家里如坐针毡的生活都随着我的逃离过去了。这让我很兴奋，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只拿了极少的与我自己有关的书籍和相片。

我像是连夜逃走的犯人，那种不动声色里的迫切，像是要冲出我的身体喷涌出来，但我不能表现得太多。这会增加我再次离开的难度。我要表现出不舍和难过，最好能够流一两滴眼泪。但我没有，因为我在用尽力气让自己显得正常一些。

我最后一次检查行李箱，里面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件床单，录取通知书，一袋洗漱用品，两条毛巾，五本书和一个装零碎物件的小盒子。确认无误后，我拉上行李箱，拖着它走出房间。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抽烟。

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衬衣，皮鞋仔细擦过。他说：“你妈正在下面条，吃完早饭，我送你去火车站。”

我把箱子放在门口，走到厨房，母亲正在朝锅里打鸡蛋。那是她惯常的做面手法，在煮熟的面里甩两三个鸡蛋，不让面条看起来乏味，在尽力点缀。

我把她炒好的茄子和土豆端到桌子上，并递给她三个碗。母亲的反应很平静，她似乎比我预料得更快的接受了我要离开的事实。她或许也预见到了，我的这次离开，将成为再也不回来的开始。

我们沉闷地吃着饭，只有父亲呼哧呼哧吸面条的声音。它像是一种抗议。

我没有抬头，举着筷子和面碗说：“爸妈，寒假我就回来了，你们在家照顾好自己。”

“每几天就国庆节了，我要不带你爷爷去x城找你，他还没去过，正好去看看。”父亲说。

“我还没熟悉学校呢，更别说x城了，等我熟悉了，再一起去吧。”我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但还是硬着头皮说完了。

吃过饭，父亲拎着我的箱子，我背着双肩包，母亲没有跟来，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就跟在父亲身后坐上了一辆去火车站的车。

我坐在父亲身后，觉得他有些枯萎了。

这个发现令我意外。我从没有想过他会如此。我以为他永远是神气的、不屈的，就像国画上的苍松翠柏一样，不会凋落和衰老。

5.

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我幻想着自己蜕掉了一层自我保护的外衣，开始更加折腾地活着。我参加了许多活动，做了许多事情，像一台忙碌的发动机。在所有人眼里，我充满了活力，踏实上进，备受信任。

我似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林安安这个名字，不再是安慰的安，安放的安，而是安好的安，安全的安。

这种感觉像是我通过修炼获得了一件了不得的法器，也像是获得了一处只有我自己知道的藏身之地。我觉得学校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舒适自由的地方。

我在网络上遇到了一个人。他比我大一岁，在另一座城市读书，我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整天泡在网上跟他聊天。他就像另一个我，与我喜欢相同的电影和演员，喜欢吃相同的菜，在不同的时间去过许多相同的地方。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喜欢上出走，很少在假期里回家，原本许诺父母的常回家看看，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我知道他们等着我的心情很执着，就如同我想不断逃避的决心一样。

我和齐冬没有见过面，因为我害怕点到他。

就算他在电话里跟我表白之后，我们也没有见过面。

他说：“安安，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但我不会扔下你，绝对不会。”

那天是圣诞节，学校里的人都躲在温暖的宿舍或教室里，只有我蹲在操场的草地上一个人哭。我似乎失去了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这个人，我已经熟悉到隔着许多人都可以分辨出他的声音。

“我不是害怕，我只是不喜欢你。”

我怕再说下去，一切就变成了青春小说里狗血的桥段，所以，挂断了电话，抠掉了电池。

我买了一张去齐冬城市的火车票。

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东西，我背着一个双肩包，戴着黑色的绒线帽冲进了开始飘雪的冬天里。那是一趟慢车，因为还没有到农民工返乡的时间，车厢里没有什么人。我没有看车票，随便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抱在怀里的背包还有冒着冷意。我摘掉帽子，眼镜因为从室外进到有暖气的车厢，生了一层雾。我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对面一个穿黑色外套的中年男人对着我笑了笑，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没过几分钟，车开了。已经快到中午，即便刚刚开车，车厢里就飘起泡面的味道。我看着车窗外飘落在车道旁边的雪，有些出神。我的手指还很冷，我下意识地搓了几下。对面的大叔递过来一杯一次性纸杯接好的热水。

我摇摇头，没有接。

整个下午，我都望着蜿蜒的车道出神。看着雪飘落，停止，又继续飘落。随着火车距离齐冬的城市越来越近，我心中的不安和忐忑也在加剧。我始终没有打开手机。

建筑、田地、树林，在飞快地向后退去。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城市也一点点在火车的奔驰中，一掠而过。我没有办法仔细看清那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张面孔。我知道再过一小会，我就会抵达目的地。我的心境非常奇异，从忐忑恢复到平静，又从平静中翻腾出控制不住的热烈，而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熄灭。我坐在座位上没动，却经历着一段又一段波折。

“你去哪里啊？”对面的中年男人开口问道。 “我前面那站就下车了，看你一路都没吃东西，你要不要吃苹果，我这里有洗好的。”

他递给我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但我无动于衷，在隔了几秒之后，觉得不妥，才又摇了摇头。

在他再次开口的时候，穿着制服的列车员走了出来，扯着嗓子喊着：“xx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他讪讪闭口，从行李架上取出自己的箱子。直到下车，我们都没有再对视一眼。

我下车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到齐冬学校的时候不过下午六点。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白色的大理石校门，踌躇了一会儿。

最终在六点半的时候走到了他的宿舍楼前，但我再也没有上前走一步。只是默默地站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像等待自己男友去吃晚饭的普通大学生一样，安静地站在原地。

陆续有拎着暖瓶去打水的学生，他们愉快地交谈，说着足球和游戏，脸上是轻快、天真的表情，我盯着看，但在发现自己的行为后又迅速地收回目光。

我穿着黑色短靴的脚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只看了齐冬一眼，就转身离开了。

6.

那天，我给已经开始枯萎的父亲打了一个沉默的电话。我想要问他一个问题，一个早已经被我咀嚼了千万次，吞咽在腹中的问题。我以为自己已经消化了。但在遇到齐冬之后，我发现并没有完全忘记。

“安安，你寒假是几号回来？买好火车票了吗？要不要我和你妈去接你？”父亲的声音没有变，但多了一丝沙哑。说完这几句话，电话里又传来了熟悉的咳嗽声。

我的嗓子被问题堵住了，无法出声，挣扎了许久，“买了”，我调整了一会儿又说，“不用你们接我了。我会自己回家的。”

然后，我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迅速地挂断电话。一个人站在落雪的火车站泪流满面。

我觉得自己很愚蠢。

但我还要继续守护这种浅薄和愚蠢。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剥离和吞咽掉不想要的那部分自己，我们就像是残疾人，那些想要被丢弃的器官，虽然失去了机能，但依旧与身体、与大脑、与回忆粘连着。

这是病，人却无计可施。

我大学期间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依旧会一个人出去，走很远的路，见不同的人，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在酒吧喝的醉醺醺之后回青年旅馆。

我也会回家，比小时候沉默许多，不提自己太多的事情。

父亲从我大四那年开始领养老金，母亲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生活还是波澜不惊的样子。

我似乎找到了不靠近也不远离的方法，就这么彼此耗着。

我无法选择的部分就让他无法选择吧，但我能够选择的时刻，就要紧紧握住。这是命运和自我的重叠，就这样吧。

冬天又要来了，我想等下雪的时候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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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