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
一.曾国藩升官后为什么郁闷？
二.他哪里做得不足得罪了皇帝和权贵？
三.启发。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十分兴奋。但他说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他的好朋友们，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他说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一.郁闷原因。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入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从故宫现存的画像看，他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其能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自己虽贵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因此，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
二 得罪皇帝原因。曾国藩认
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
三.得罪权贵的原因。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大名大位者之一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破洞。
四.启发。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但后来得罪了皇帝和权贵，有所变化。每个人的一生都体会过得到和失去。我们的一生总在得与失之间，假如生活中一扇门关上了，必然有一扇窗开。你在这里失去的，会从其他地方找回来。人生哪能事事如意，上帝在给予的同时也会拿走点原本属于你的东西，有时失去就是另一种拥有。 有起有伏是人生，有得有失是生活。生活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舍弃。
《孟子·告子上》中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得有失的人生才是生命的常态。
得与失像生命中的两个半圆，只有将其拼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生。人生起起落落，生活有得有失。没有谁的人生一直拥有，也没有谁的人生一味失去。
Dolly
2019.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