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一句，多种类别甚至多部门管理的现状，自然利弊皆有。吕忠梅的建议文本中，对既有保护区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第一点说“部门、地区博弈激烈，多头管理”，第二点又说“保护地类型、规模与数量较少”，其实，这种矛盾之所以难以解决，并不完全是吕忠梅所说“自然保护地建设缺乏法治保障的必然后果”，中国的自然保护地，至少在作为绝对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层面，算是有法可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问题其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法规无法得到严格遵守。这与既有的管理体制，倒也不能说无关。
这种情况，自然非常不利于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颁布二十余年，都没有“升级”为《自然保护区法》。比“自然保护区法”范围更大的“自然保护地”法，就更难推进了。
此次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与机构的改革，要“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而言之，一是“易名”，二是“强权”。很多原来的自然保护区更名扩建，国家公园将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的主体，并将管理权向上收，由原来的国家林业局整合其他部门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能，新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如此一来，国家林业局虽然没有保留原来的副部级局，被划入自然资源部管理，原本多年一直没能实现的自然保护地（区）统一管理却成真。主要管理人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原来的林业部门。只是原来的自然保护区，很多变成“国家公园”了而已。
但是，到目前为止，新体制还有很多需要理顺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比如在国家公园体制下，原有的多种保护地是何种定位，不同地方的人事体制如何保持持续性。新体制还需要相当长时期磨合，需要验证，也需要创新，包括鼓励地方各自探索的可能性。
在新管理机制尚未稳定、清晰的状况下，即便是《国家公园法》，短期内立法时机是否成熟，都是一个问号，更别说《自然保护地法》了。当然，只要国家公园为主的新体制能顺利推进，那么在未来，《自然保护地法》或类似法律立法，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