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年读大学还需要粮票，九二年粮票随即被取消。

那时候的粮票有省票、国票，国票最值钱，全国通用。

儿时的记忆中，还有布票、肉票、油票。所有的生活物资，必须凭票供应。众多票中，当属粮票最金贵，甚至可以直接当钱用。

我清晰记得，小时候不仅穷，而且吃不饱。家里留下来的花生种，用瓦罐封藏在床底，我经常趁大人外出农忙，就爬到床底下偷吃。大人发现后，我还说是老鼠偷吃的。

六岁那一年我们全家随军到武汉，一呆就是五年。

父亲是一名连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三十几块钱，算是不错的。我们一家也就靠这些钱过日子。好在部队里分给我们一亩几分地，父母就种起了瓜果蔬菜，倒是可以自给自足，吃不完还可以分给邻居。

那个年代基本不花什么钱。家里只有两张床和一个衣柜，还是父亲自己找木板东拼西凑的。

读书可能是最大的开销，我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五块钱，第二学期因为成绩优秀，只收了一半。

常听大人说，衡量一个人家里是否有钱，就看家里是否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我们家一件也没有，倒是后来父亲利用职务之便，四处搜集一些半导体二极管和电路板之类的电子零部件，组装了一部台式收音机。这也算是我们家的第一件家用电器。

每当说起“三大件”，大人们眼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就像我们现在对房子、车子的渴望。

不过同为“三大件”，还是有区别的。手表以“上海”为尊，自行车以“凤凰”“永久”为贵，缝纫机则以“蜜蜂”“华南”为精。这些品牌代表了当时国货的最高水平。即使家里有“三大件”

父亲买不起手表，却要为母亲买一辆自行车。母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无论风雨寒暑，总要骑行二三十公里到汉口长江边的一家乳胶厂上班，一个月能挣十几块钱工资。

八三年父亲退伍复员回到家乡，“三大件”已然凑足了两件——自行车和缝纫机。只不过并不是“凤凰”“永久”，也不是“蜜蜂”“华南”。家里只买得起二三线品牌——自行车是“五羊”28寸的大块头，那时候已经流行26寸小巧型的自行车，但要贵一些；缝纫机则是从武汉带回来的“大桥牌”。

印象中，父亲从没戴过手表，所以第一代的“三大件”严格来说还没完全实现。

然而回来没几年，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三大件”已悄然变成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

很显然，第二代的“三大件”有着明显的先后顺序。衣服从来用手洗，洗衣机可有可无，完全可以往后靠。电冰箱完全是资本主义腐朽玩意，最好笑的是，后来买到第一台冰箱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为如何填满冰箱硕大的空间犯愁，以至于一直拔了插头摆放在墙角，目的全然是为了给外人来访时知道我们家有冰箱了。

所以，最迫切的当属电视机。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是在没有电视机的日子里度过的，整栋单位宿舍楼里也没几家有电视机。那时候谁家有电视，将会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一到晚饭时间，家里客厅总挤满了人，特别是小孩子总要霸占着看动画片。

我所住的那个单元没人家里有电视，所以总要和弟弟跑到前面那栋宿舍楼去看。但我们不认识别人家，只能扒在别人家的窗台上解瘾。

直到上初中，家里才买了第一台电视，还是17吋的“大彩电”，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三洋牌”，日本货。

那时的电视没有遥控器，选台只能按按钮，一共只有八个按钮，但频道却没有八个。那时候也没有网线，必须在楼顶架个电视信号天线，还要不停地摇摆天线杆的方向才能接收到清晰的图像。

这一代的“三大件”持续了好久都没怎么改变，一直到九二年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换电视我还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父亲写信告诉我准备换一台25吋的，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放假回家才发现只换了台21寸的，又让我失望了好久。

九五年大学毕业后，“三大件”的说法基本消失了，很多人都买得起这些家用电器。这时候商品房开始出现，湛江最早的商品房是500元一平方，而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00元，于是惊呼好贵！

紧接着，大哥大、手机、BP机出现了，汽车也成为有钱人追逐的对象。

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是在2000年之后，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尽管那时的互联网基本没什么可上。但现在回忆起来，世界真正发生改变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情，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

现在物质生活极度丰富，再也没听谁说过什么“三大件”。不过现在的人过得并不幸福，至少并不比“三大件”时期幸福，因为“三大件”又悄然变成了“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