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是一个只会写自己家故事的作者，才薄智浅。这不是我谦虚，也不是自卑，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事业受挫我才拿写作消磨时间的。能有现在的成绩，全靠天赋吊着，关于写作的方法都是朋友教我的，我有一群爱写作的好朋友，嗯！是这样。母亲说了，朋友多了路好走。
母亲一直是我作品的主角，无论兜多大的圈子，她始终是那个中心，圆规一样，她是那个站着不动的点，我是那根画圆的铅。2024年12月14日凌晨1点32分，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享年72岁，我靠着的那条大腿突然折了，生命再无中心，日子陷入迷茫。朋友见我颓废，建议我整理这些年写下的《母亲》。
我写过几万字的母亲，心情好写她的温柔，心情糟写她的暴躁，有气无处撒写她的强势，穿衣吃饭对照她的节俭。现在，母亲的故事再也长不出来了。思念是个过滤器，它总是会把一个人的缺点自动滤掉，然后剩下的全是营养。母爱是最营养的，这营养不会随着她的离开而散去，反而会随着思念愈发浓烈，她会浸透到我们毛骨皮囊每一颗细胞里，直至完全被我们吸收。接着，一个人成了一个故事，然后成为了一种启迪。
我说我的写作是天赋，这个说法不太准确，父母不懂得你懂，这是天赋，父母就懂你也懂，那是遗传，更是教育。母亲的一生离不开两个话题，学习和辛劳。辛劳不是母亲让我们最值骄傲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有吃苦的精神，母亲的伟大更多在于她的爱学习，她一生出言有理，做事有尺，一生都在求一个明白，越求她越说自己傻得厉害。固然母亲是不会写作的，但是她懂思考，这是我写作的启蒙。
现在我开始讲母亲的故事。不得不承认现在不是写《母亲》最好的时机，我的脑子很乱，主心骨被抽走了，思维混乱，可我又担心岁月一长，忘了她的叮咛。母亲是我一生的话题，我何时又能写完呢？现在且将母亲粗粗记载。这篇长文将贯穿母亲的一生，我会把以前写的东西也全部揉进来，然后整理成册深埋心底，让《母亲》重新滋养出一个全新的女儿。
南沙城
我没有去过太多城市，自然也不懂很多风土人情，在我浅薄的世界观里，神池县南沙城是个很好的村子，那是母亲的出生地。
和黄土高原上众多的山村一样，它的地貌没什么特殊的，一样的沟壑纵横，一样吃水难，人群都扎堆住在山上，然后跟着九曲十八弯一直绕到山下河里挑水吃。后来在山坳低处装了水龙头，人们围水而居渐渐从山上下来，搬到了村里较为平坦的地方。
我说这个村子好，是奇怪这个村子的村风，家家以学子为骄，不大的村子留学生不少，孩子走上仕途一点也不稀奇，教授、医生、商人这些职业更是普普通通。母亲说他同学的孩子有干航天的，舅舅说他同学的孩子有上清华的，等我在南沙城住姥娘家的时候，这些人早就搬离了村子，也不知道是谁家，不过南沙城村的孩子遍天下，这话一点不夸张，母亲的老姐妹这个在上海，那个在深圳，全都跟着儿女在带孙子和外孙。
我读初中时《地理》书上有中国地图，母亲拿起来一天天研究，她说南沙城村的这个孩子在这里，那个在那里，把地图到处给画满了点点。老师上去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那里有我们家亲戚，同学哄堂大笑。这不是吹牛，南沙城村范、周两姓村名居多，我姥娘姓周，我姥爷姓范，这两个姓氏的南沙城村人应该都是我们家亲戚。
关于母亲的童年，我来讲个故事吧。母亲一九五三年出生，她九岁时我姥爷去世了，家中兄妹只有一个哥哥。母亲爱玩，稍不留神就把锅上的小米稀饭熬成了粥，原本是三口人的一锅饭，剩下了一碗，怎么办呢？舅舅拿筷子在碗里画了条线，说母亲和舅舅喝一半，姥娘喝一半。母亲一口吸下去线还在，又一口下去，线依旧纹丝不动，让给舅舅喝，舅舅也是猛吸溜，粥到碗底了，线清晰可见，姥娘吃了个寂寞。
孩子实在太饿了，口大不是罪过，但内疚是一辈子的谴责，舅舅每次讲这个故事，都强调自己当时又蠢又贪。母亲童年时的家境不用我多费一个字来说了吧。但好在他们学了南沙城村的好传统，母亲认认真真读过小学，初中时期赶上了文革，听说后来还上过夜校，学过俄语，勉强初中毕业，属于被时代荒废的有志青年。
南沙城村人都团结，一个人在外面站住脚了，总要拉村里其它人也出去。舅舅在忻州宾馆工作了三十年，把南沙城村不会读书的孩子都拉去做了厨子，八九十年代那也是风光的职业。我们兄妹读书少，给南沙城村拉了后腿，都住在县城。舅舅一家还算不错，老两口退休后定居太原，两个表姐一个搞教育，一个当医生，都在忻州，表哥做设计师。
南沙城村培养了母亲，也间接培养了我们，同时它也成了走出去的孩子再也不愿意回去的村，稀疏的炊烟下，没有了年轻的生命。
成婚
姥娘挑水跌倒在冰上，把右手摔成残疾，轻不能捏，重不能提，家里家外都靠两个孩子。时逢国家困难时期，为了一家人能吃饱，母亲十五六岁就离家去内蒙投奔自己的姑姑去了。寄居姑姑家五年，在大集体时代母亲开渠、打坝，一个女孩挣着大人的工分，靠自己的力气，终于让山西的姥娘和舅舅能吃饱了。
二十岁时，母亲去内蒙姑姑家探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的姑姑、姑父和我爷爷、奶奶一样，都是神池人，都是五十年代走西口去的内蒙，他们觉着两家是老乡，也彼此了解，会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所以就介绍我父亲和母亲认识。
1973年冬天，母亲的姑姑带着母亲去我爷爷家和我父亲相亲，但因父亲腿有残疾，母亲没有看上。父亲那时在煤矿上班，煤矿塌方，砸断过一条腿和一条胳膊，胳膊没留下后遗症，腿却因下地太早，没有恢复好，又二次敲断骨头，重做了手术才康复的。
母亲见父亲第一面时，父亲的腿还在恢复期，走起路来一跛一跛，母亲当即就表示了不愿意，可天随人愿，那天下了场埋到膝盖的大雪，母亲和她姑姑回不了家了，只能在父亲家住下。一个礼拜的朝夕相处，父亲勤勤恳恳，母亲态度有所改观。我爷爷奶奶天天拿白面馒头招待母亲，肉更是顿顿不缺。父亲家里当时已经用上电灯，母亲看着父亲家的情况，想了想自己的家，心动了，我姥娘家别说电灯了，煤油灯都舍不得点，吃食就更不用提，酸捞饭煮山药都不敢吃饱。
一个礼拜后，在白茫茫的大雪里，父亲驾着三套车把母亲和她姑姑送回了家，母亲姑姑当即做主，替母亲把婚期定了下来。
父亲那时候在煤矿一个月挣三十块工资，订婚时果断拿出五百块钱给母亲做聘礼，在当时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母亲经常回忆说“你爸爸是难得一见的好人，谁也不亏待，就亏待他自己”。一九七四年二月份她和父亲结婚了，后来陆续有了我们这三个儿女。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极疼爱母亲，我们家里毛衣、毛裤、毛袜子一应都是父亲洗了羊毛，捻成毛线然后再织给我们穿。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他心疼母亲，早上把饭做好了才叫我们起来，晚上也是一样，把我们所有的鞋子都擦洗得干干净净了才最后一个躺下。地里的事情也是父亲能做就做，牲口更是父亲一年到头在伺弄。
母亲远嫁帮不到娘家，她一直觉得自己亏欠舅舅和我姥娘很多，结婚后一直竭尽全力弥补。我姥娘是个很寡淡的人，我从小就没记得她疼爱过谁，她总是索取，怪这个不亲她，那个不帮她，可她连自己院子里的毛杏都不舍得给我吃一颗。
我姥娘虽只为自己着想，她的一双儿女却是异常的孝顺，舅舅端的是铁饭碗，工作一直忙，照顾姥娘的事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做。我们小时候母亲一年要回上好几回山西。父亲是个勤快人，包产到户以后，他辞了煤矿的工作和母亲种地、养羊、倒卖皮子，我们家的日子过得非常富足。母亲每次回山西除了要背着、抱着我们这些孩子，还要给我姥娘带上几袋子白面（那时候山西人吃不上白面、内蒙大面积种植小麦）拿些捻好的羊毛毛线，再背上织好的毛衣裤。冬天还要给姥娘背上二三十斤的猪肉和一整只羊回来。姥娘残疾，母亲每次回来山西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里、地里，都要给姥娘安顿好了才放心回内蒙。
有时候，母亲还会带姥娘去内蒙我们家住上一年半载，姥娘寡淡的性格和父亲老是合不来，她打心底不赏识我那没文化的父亲，从不给父亲什么好言语，让母亲夹在中间很是为难。每次姥娘一来，父亲就背着大、小摇盘躲到离家百十公里地的巴盟石哈河一带澄金子（淘金）去了。姥娘一走，父亲听着消息也就回来了。父亲每次回来，都拿出包在皮烟袋里的散金让母亲攒起来，说是等我和姐姐出嫁的时候，要给我们每人打上一套上好的首饰。
我奶奶给我和姐姐各打了一副铜手镯，我姐姐在羊毛毡子上天天擦，她那只手镯被擦得金灿灿的，就跟黄金的一样，我的那只绿锈斑斑，早就被我扔了。我们家富足，谁也不相信姐姐的镯子是铜做的，连姥娘也不信，姥娘回回埋汰我父亲不如舅舅时，姐姐就举着胳膊给她看镯子。
那时候在内蒙澄金子的山西人很多，父亲每次回家，都会带一些山西人来我们家小住上一段日子。父亲秉承了爷爷的乐善好施，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竭力帮忙，母亲也从不吝惜吃食，杀鸡、宰羊，吃吃喝喝都拿最好的招待。人们都觉得我母亲爽快，也就不跟着我父亲的名字叫她“二仁家”了，大家都喊她“老范”。山西人回家的时候母亲还要给带上一些干粮和自酿的烧酒，没有盘缠的还要借给一些钱。
母亲对婆家人也是极好的，父亲是家里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母亲为人和善也孝顺，自觉和父亲替爷爷奶奶承担起了替小叔子们娶媳妇的责任，家里刚新买的自行车和电视，就被要过门的新婶婶们盯上了，为了能让叔叔们顺利成家，不管他们看上什么，母亲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他们。
刚刚九零年，父亲和母亲就在内蒙老家盖起了六间漂亮的大房子，把东、西一些小房和放散碎东西的粮房加起来有十多间，羊圈里的羊也有两三百只。我们家是村里最早买彩电、洗衣机和录音机的人家。我哥哥的小人书是全村小人书的总和，而我的洋娃娃、和三轮自行车更是全村仅有。我姐姐爱打扮，已经开始买指甲油涂指甲了。
内蒙地广人稀，读书路途遥远，九岁才允许上一年级，天天耗在路上的时间比学校多，小学毕业也学不会加减乘除。舅舅家的大女儿只比我姐姐大一岁，人家都可以读报纸了，我姐姐还没学完汉语拼音。母亲看着侄女优秀的成绩，也动起了让我们回山西念书的主意。她和父亲一拍即合，一九九一年我们举家搬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八角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