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七的午后，我提着行李箱，在老家那扇掉漆的木门前站了很久。钥匙插进锁孔时，金属摩擦的声音在空巷里格外清脆——像是在唤醒一段沉睡的时间。
院里的老槐树还挂着几片枯叶，风一过，簌簌地响。我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除夕夜，母亲就站在这树下，用竹竿挑下最后几片不肯落的叶子，说是“除旧”。那时的我蹲在屋檐下玩炮仗，她回头嗔怪：“小心些，崩着眼睛。”那语气，半是责备，半是纵容。
客厅里的藤椅果然空了。椅垫上那朵母亲亲手绣的莲花，针脚依然细密，只是蒙了层薄灰。我伸手去拂，指尖触到一片冰凉。茶几玻璃下还压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我六岁生日那天照的，父亲尚在，母亲还年轻，三个人都笑得很用力，像是要把那一刻的幸福永远钉在相纸里。
柜子最深处，我翻出一本硬壳笔记。蓝色封皮已经泛白，内页用清秀的小楷记着流水账：“九八年七月三日，给阿远汇了三百，这孩子信里说想买本词典。”“〇二年腊月十五，扯了块蓝布，给阿远做件新褂子过年。”
“一〇年九月，阿远说在城里看中套房，首付还差八万。把定期取了，加上手头的一万二，明天去银行……”最后一页没有日期，字迹有些抖：“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也好，不拖累孩子。就是……就是真想看他穿上新郎服的样子。算了，这病费钱，他刚站稳脚跟，别让他分心。只是阿远那孩子，看着硬气，其实心软。我走了，谁给他煨碗热汤呢……”
我合上本子，窗外的天正一寸寸暗下去。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未婚妻发来的消息：“到家了吗？代我给阿姨上炷香。还有，妈让我问你，婚礼上那对龙凤烛，是要金字的还是红字的？”
我走到院里，点了一支烟。夜色渐浓，邻居家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炒菜声、电视声、小孩的嬉闹声，隔着院墙传过来，热热闹闹的，像涨潮的海。只有我家这院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母亲走后的第三年，我才终于承认：有些离别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它藏在每一个你以为“就快习惯了”的清晨，藏在每一次下意识想拨通某个号码的瞬间，藏在每一道菜咸了淡了再无人可问的茫然里。
后来我也到了母亲当年在账本上记事的年纪，才明白她那些深夜的叹息有多重。她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变成我远行的盘缠；她咽下的每一句辛苦，都化作我向上的阶梯。如今我在城里有了亮堂的书房，可她再也读不到我写的任何一行字了。
“妈，”我对着空荡荡的藤椅，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我下个月结婚。她是个好姑娘，笑起来……有点像你。”没有回答。只有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像一声悠长的叹息。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工作群里@全员：“明天上午九点，年度计划会，任何人不得请假。”
我掐灭烟，开始收拾行李。路过镜子时瞥见自己的脸——眼角的纹路，下颌的弧度，竟越来越像相片里那个年轻的女人。原来她从未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长在了我的骨骼里，流在了我的血液中。
出门前，我回身对着空屋轻声说：“我走了，妈。这次……可能又要很久才回来。”锁舌“咔哒”一声合上。
巷子尽头，新年的第一盏红灯笼刚好亮起。光晕在风里摇晃，照着我来时的路，也照着我要去的远方。我和母亲，一个在永无归期的远行中漂泊，一个在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守望——原来这就是长大，就是传承，就是人间最沉默的相爱。
而爱从不说话，它只是变成路，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继续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