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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段时间，我每个周五下了班，要穿过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去换乘一辆车回父母家。周日的傍晚，再反着来一遍，赶到自己位于公司附近的居所。
年后的天气，依然寒冷，因为室内都有暖气，穿得不多，就十分钟路程，寒气从四面八方袭来，人止不住的哆嗦。火车站广场上，都是外出打工的人，一个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垒在脚边，人席地而坐，面如土色。小孩子赤着的手，跟脸蛋一样通红，吸溜着白虫样的鼻涕在袋子上爬来爬去。这是要离开家乡，开始长达一年甚至数年的奔袭了。
那个时候，我对工作的热情跌至冰点。每个周一强打精神往前冲，熬到周五，天光耗尽，整个人蔫头搭脑。我每每感叹，火车站那无数黯然的眼神，都是我自己。不同的是，我每周一个轮回。生活于我是何等的慷慨，每个周，都有那个我称之为家的、父母健在的、能被当成孩子宠溺的地方给我疗愈。
道阻且艰，无绝期。
而年前的火车站广场，一样的人头攒动，气氛又不一样。排队进站的人群，行囊里多了很多花花绿绿的盒子：保暖衣、玩具、保健品......对着手机说话的声音特别响亮：“就要上火车了，等着啊……”还在广场等候的人群，叨叨着“年货、收成”。整个火车站广场，就像一片谷地，谷物颗颗饱满欲裂。
辛苦操劳又一年，是该收割、展示、享用、孝敬老人瞻顾子嗣了。
年，从菜场老板买好票子的笑容里，从同事们的热议中，就开始了。
回家的路，万水千山，谁也无法阻挡。
2
记忆中的年，总是很早就开始了。母亲花很长的时间，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窗户擦得透亮。然后赶到热闹的集市，备好猪肉和一应的蔬菜。等到除夕，搭起油锅，炸了麻叶、麻花、虾片，我和弟弟就坐在锅旁，可着劲的吃，一年也就这么一次。把水果糖塞进裤兜里，和朋友比划着谁的多，哪个味儿好，小心翼翼的吮着，把那甜滋滋的味道唔在嘴里不肯放。晚上吃过饺子，一家人就守着电视机急切的等待春晚的开始，那是全国最好的演员同台飙技的盛典。守到十二点放过鞭炮，揉揉眼睛再把崭新的衣服摸一遍，方才睡去了。
十三岁的时候，按照北方的惯例“完灯”，从此舅舅不再送灯笼了，说是长大了。年上少了玩乐，少了新衣，少了期盼；
十六岁开始，总是被亲戚按了虚岁惊呼，眼瞅着奔二十的感觉，内心一阵恐慌，害怕长大，不想过年；
二十六岁离家，开始加入春运的大军，心心盼着那七天的假期和父母的饭菜；
三十一岁的时候，我怀抱着被除夕夜疯狂的爆竹吵醒的婴儿，开始抱怨这污染环境的陋习；
再之后，因为孩子，没有看过春晚。听说，任谁导演，都满足不了观众刁钻的审美，这些浸泡在沧海里的人再也挑逗不起来了。
记忆中的年味淡了，越来越淡，还将继续淡下去。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年味变成了人情味。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两代人因为地域和环境的影响，隔阂如壑，偏支旁系更是细若游丝，年上，一个盛大公开的血脉相聚的节日，最终成就了一种回家的仪式。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是我们所有结果的原因。对家的接纳，就是对自我的接纳。认不清自我的时候，常回家看看。
3
西方的节日，大都来自《圣经》故事，而中国的节日，多有民间传说。关于“年”，有这样一种说法：
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长的青面獠牙、尖角利爪，凶恶无比。“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人们都离家躲避年兽的伤害，把这个称为“过年”。
某年除夕，人们正扶老携幼上山避难，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人们有的封窗锁门，有的收拾行装，到处一片匆忙恐慌景象，没有人关心这乞讨的老人，只有村头一位老妇包了饺子请老人吃，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为了报答老妇的好心，老人告诉她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要她穿红衣，在门上张贴红纸、点上红烛，在院内燃烧竹子发出炸响。
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发现村中灯火通明，它的双眼被刺眼的红色逼得睁不开，又听到有人家传来响亮的爆竹声，于是浑身战栗的逃走了。从此人们知道了赶走年的方法，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恭贺对方渡过了年兽的肆虐。后来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茹毛饮血的时代，过年，是对平安的美好期许，是劫后余生的欢庆；
漫长的农耕时代，过年是农忙的间隙，抛下锄头挺起脊梁的休憩；
儒家文化的鼎盛时期，过年最隆重的意义莫过于祭祖，祈福佑，励后人。当然，还有“吃”，举一年之力，活几天人样；
等到我们的童年，似乎就只剩下吃了；
如今丰衣足食，“吃”，已难当其责。
也许我们的孩子，在成年以后，也会说，年味淡了，那个乘火车坐飞机，追赶着年的脚步奔向一个叫家的地方的童年不再了。
不是悲哀，是变化。
一个节日所传承的使命和形式一直在变化，而我们装了太多欲望又浮躁的心，对它的期待太多了。单薄的仪式，不足以支撑。
所幸，还有回家的路。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血脉情深，不负游子万水千山相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