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到底是哪里人？
文/狼烟诗影
司马相如到底是哪里人？我们先来看看官方司马迁《史记》的记载。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一说蜀郡成都人，一说巴郡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汉赋四大家”之一，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赋圣”、“辞宗”。
少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乃于临邛买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杂作。卓王孙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内附，边关日益开广。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赋尚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这是官方对司马相如的人物生平介绍。首先，司马迁写《史记》时间和司马相如相隔时间不远，司马相如到底是哪里人，这个要准确严谨的写进历史中，这是必须有当时官方调查结果的，不容置疑。那么，为什么同样在汉代会有两种司马相如的传说呢？显然，第一种：“司马相如，成都人。”是汉代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应该到清代，有人在抄印司马相如生凭的时候，又闻“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写到：“司马相如者，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这样推理逻辑合适。
仅凭清代“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主张说：“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这是不能介定司马相如是“蓬安”人的。为什么？原因是“王培荀”是清代人，离开汉代相隔两千年时间，他仅凭蓬安县在隋朝是“相如县”、也有“琴台”、“相如坪”、“长卿里”、“慕蔺山”就认为司马相如是蓬安县人，有不妥之处的？今天我们举个例来说明：比如上海有南京路、北京路、成都有沈阳路、广州路，鹤鸣山路、蒙顶山路等。不能说上海以前就是南京；不能说上海以前名字叫北京；刚不能说成都几千年前叫沈阳、或者广州？更不能说大邑县的鹤鸣山以前在成都？也不能说雅安地区的名山县的蒙顶山正确位置在成都某处。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有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有相同的地名和一些古遗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身为朝廷官员，很可能曾被派往蓬安县任过某官员，他在任职期间一定为了蓬安县的人文、安保和经济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司马迁《史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这说明司马相如曾经奉使在巴蜀各地做过官，这是有证据和可信度的。那么，在蓬安县做官是很合情合理的。后人为了纪念司马相如特意把当时的某某县更改成“相如县”也有可能？也在街道命名中就有了“相如坪”、“长卿里”等名字。于是，后人一样在蓬安县修了琴台。特别是因为蓬安县有“琴台”而露出破绽。首先众所周知，司马相如在古临邛以一曲“凤求凰”赢得了卓文君的芳心，才有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才有了后人在司马相如弹琴示意倾爱卓文君的遗址上修建了古“琴台”。刚好，这“琴台”到了蓬安县，就成了司马相如不是蓬安县人的直接证据。为什么到隋朝才想起来司马相如是蓬安人？在有这样一段话：“507年（南朝天监六年），梁武帝为纪念司马相如，以相如之名为县名。”梁武帝怎么知道司马相如是蓬安人的？没有近一步的记载。就凭这个时间和司马相如时代相隔7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司马相如死去700年后，“蓬安县某某情况的发生，才告诉世人，司马相如原来是我们蓬安人？”在今蓬安县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2003年9月，成立司马相如研究会，修建了由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题字的“司马相如故里”门阙。深度挖掘相如文化资源。”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推动了司马相如出生地在蓬安县。为什么在西汉司马相如如日中天的时期里，那种家乡人的自爆感在汉武帝时期就应该在蓬安县被传为奇话，立祠建庙，存入当时的蓬州记事蓬安，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然而没有，为什么呢？而建于汉的蓬州记事居然没有一点记载司马相如的事情，而在700年后，梁武帝说司马相如出生地在蓬安？于理说不过去。下面是司马相如人物争议的介绍：
人物争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亦沿袭此说，故世人多以此论定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也有蓬安人一说，如清代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主张：“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置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据《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琴台”“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支持“蓬安说”的学者相关论文汇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蓬安说”只能证明司马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但司马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 《史记》等提出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再有就是司马相如在梁孝王那里做门客时写的一篇《子虚赋》，里面有一段词相当重要：“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蹴蛩蛩，辚距虚，轶野马，轊陶駼”。意思是：车马缓慢行驶，尚未尽情驰骋时，就已踏倒了强健的猛兽。车轮辗压邛邛（邛邛：古临邛的一种“似马而色青”的名兽），践踏距虚，突击野马，轴头撞死騊駼。这也说明司马相如曾经到过临邛，不然怎么知道临邛古名兽“邛邛”？蛩蛩即邛邛，（邛邛：是古临邛一种似马而色青的神兽，古籍记载，像马一样的“邛邛”在发出叫声时，就以“邛、邛、邛”的声音，故古蜀邛地就以“邛邛这种马”叫的声音命名“邛地”。）的古名神兽也。还有古临邛有丰厚的兰花文化，如《诗经》中的《防有鹊巢》就描述邛兰种于璧上。才有了司马相如在《子虚赋》和《美人赋》中写出蕙兰和幽兰的美丽词汇。也是受到古临邛兰花文化的熏陶。
看了这些，官方任然要说明的是司马相如是成都人的准确性是非常赞同的。其中我们来看一段话：“司马相如儿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这里说的是司马相如曾经是梁孝王的门客，而梁孝王死了以后，司马相如无处可去，才“归家”，归哪里？当然是成都！所以，贫无以自业的司马相如才往依临邛找他的多年好友临邛县令“王吉”。王吉是哪里人，应该是古临邛人，那为什么王吉和司马相如是好朋友呢？我们在汉代学说家胡安那里找到了答案，也记录在《康熙直隶邛州志》和《嘉庆直隶邛州志》里面。
胡安：西汉蜀郡临邛人，聚徒教授于白鹤山，司马相如曾从学经。
《嘉庆直隶邛州志》说：西汉胡安在临邛白鹤山讲学，司马相如曾从师之。
这样就写的很清楚了，司马相如年小的时候在邛崃白鹤山读书，他的老师叫胡安。那么，司马相如一定是出生在成都，然后顺从他的父亲又搬到古临邛居住，司马相如才可能有机会在邛崃的白鹤山读书，是不是？不可能司马相如一家人住在成都，自己一个人到邛崃白鹤山读书是不是？这就有可能司马相如在白鹤山读书的时候，王吉正好也在邛崃白鹤山读书，司马相如的老师也是王吉的老师，司马相如和王吉是同学的关系。司马相如在邛崃长大学成后，才又跟随父亲搬到成都老家居住。所以，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期官场失意回到成都，王吉闻知，才邀到临邛，才有了“凤求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从中我们才了解到卓文君的家和她的父亲卓王孙是汉武帝时期全中国的首富身份。这样推理和逻辑，可以进一步说明司马相如自小就在邛崃白鹤山读书的事实。
如果司马相如生在蓬安，然后跟随父亲搬到成都居住，再搬的古临邛居住，司马相如在邛崃读书长大再搬回成都居住？这个逻辑推理就太复杂了。
司马相如把家里的全部财产卖十五贯钱去长安，求官之前，应该是在邛崃读书完成学业之后，才去长安的。司马相如把全部家财带去长安求官，而他的父母在成都可能因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无钱生活，或患病无钱医病而去逝？所以，司马相如回到成都时，才得知父母已去逝。这样的推论，才有了后来的司马迁《史记》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都，卓文君才知道司马相如的家境已是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可能是当时私奔时带着少量银两已用完了？卓文君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兄弟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大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这就是司马迁《史记》对司马相如的真实写照。司马迁还专门写了《司马相如传》，但根本没有提到司马相如是蓬安人一说。
故，根据很多逻辑推理认为，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而不是蓬安县人，还原了司马相如到底是哪里人的争议。
作者/狼烟诗影，四川邛崃市人。曾用多个笔名著有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数百篇，古体诗，填词两千多首。笔名有:狼烟诗影，田子，哥哥在写诗，温柔一剑，老大，风中孤影，风中流浪……等。作者真实姓名暂时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