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探求人类起源的机制
同祖的人猿自从拱手揖别分道扬镳之后，各自走过几百万年泾渭分明的进化历程。中途蓦然相遇，对彼此互相所处的状态惊嗟不已。猿类仍然与它们几百万年前的始祖相类似，攀树越林，寻果觅食，智力未萌，与自然界混沌一体。而人类却已能“上九天揽月”，“入五洋捉鳖”，以无与伦比的能力与智力，成为支配自然的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人类在取得征服自然如此辉煌伟大胜利之际，蓦然回首，反省自问：人类的力量来自何方？为什么人类力量能从微弱的如同蜿蜒在山谷之中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强大的如同挟沙裹石汹涌澎湃的洪流？又存在着什么动力机制促使人类跳出了动物界?
这些问题不仅困惑着现代人的心灵，它们同样也萦绕在古代人的头脑内。各个民族的先人们概不例外地认为自己是由某个全能的神在某个时刻创造出来的。这种创世说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人们也不对之提出疑问。直到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才开辟了探讨人类来自何方的正确道路。人类发现自己与大森林中的猩猩是同一祖先的两个分支，人猿的共同祖先是拉玛古猿。人类的出身并不“高贵”，它由动物进化而来。
随之而来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又发现，用生物进化论还不能圆满地解释人类文明起源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因此近些年来，有的人提出人类文明可能来自星际空间中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看起来，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可行解释。但是，继之进一步的询问就是那种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又是怎样开端的呢？这样步步追踪，总需要有一种关于人类(外星)文明起源的解释。
事实上，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是劳动创造人类。这道思想的闪电，为我们探求人类起源指明了正确方向。劳动作为人类有目的地使用工具进行的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那么，当人类还不是人类，尚在动物界时，它们是怎样“吞食”了劳动这颗“金丹”，从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是我们想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想要探索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掌握了劳动的这种生物——人类，为什么就能获得征服自然的强大能力。
研究人类起源问题比研究生命进化规律的难度更大。首先，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今天的高度文明境界，有关人类起源痕迹的蛛丝马迹在文明社会中已不再可以辨析；而现代所发现的有关人类起源的遗迹又如同凤毛麟角，且又根本不可能依据这些遗迹重新构建早期人类如何制造及使用劳动工具的行为与活动。其次，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个星球上仅能自然地发展一个像人类这样的文明。一旦这样的文明兴起，就会抑制甚至消灭其他动物走向类人文明之举。这样就使得人类失去了实际考察类人文明起源的手段，从而也就永远失去了从中获取人类文明起源的信息。因此，探讨人类文明的发生将不得不更多地采用思维、逻辑、比较、辨析的方法，而不是实证的方法。
可行的方法之一是采取人与动物进行比较研究。这是由于人毕竟脱胎于动物，人与动物当然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人又不是动物，人与动物又会有许多相异之处。把人与动物的同异点进行比较，有可能窥探人类起源的奥秘。
本文就采用这种方法。
六、人与动物的生物性生存特性比较
人与动物同属动物界，我们先从动物的生存特性对两者予以比较，寻找人与动物相互区别的关节点。
从体质学角度，人本质是“未特定化”的。动物与猿本质上具有特定化。动物身上每种器官的功能都是适应某一种特殊的需要。由器官和功能的相关律，动物器官功能互相配合形成的总和，使得它们总是适应某种特定的生存环境。如鹿的腿脚细长，适于奔跑；雄鹿的角美丽且硕长，适于在雌鹿前炫耀从而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鹿嘴及消化系统适于食草，以及其他种种器官功能，这些都使鹿适应草原或山地中以草类植物为主的生存环境。人类身上的各种器官也适应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如手要抓握捻搓，腿脚用于行走奔跑，嘴与消化系统用于摄食，等等。然而，人的这些器官具有的特定功能的相互配合，却使得人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生存环境。人能够在热带丛林中生活，也能够在北极圈内生活；人能够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生存，也能够在荒芜不毛的海岛上生存。人的器官总体功能是未确定化的。
从形态学角度看，人的器官功能是“匮乏”的。与某些高级动物相比，人的形态存在着更多的缺陷，不能更好地适应大千世界。如人的身体上没有柔软的毛，因而抵御寒冷气候能力不如披毛的动物，人的手臂力量不如大猩猩，人奔跑运动的速度比不上马，人的牙齿咀嚼能力比一切哺乳动物都差，等等。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匮乏的”器官功能使人更加难于生存。
从胚胎学的角度看，人是“发育不全”的。有些动物出生就获得了以后生存的全部本领（低级动物如昆虫、鱼、爬行动物等），另一些动物一出生就获得了以后生存的大部本领（主要是鸟类、哺乳动物），它们的另一些本领或由亲代的示范教授，或者是得自出生后与自然搏斗中。但是，人在母体中并没有获得多少本领。与动物相比，他的绝大部分本领来自他出生后社会的教育与他自己的后天活动中。
这样，作为动物界一员的人，由于自身的未特定性、匮乏性、发育不全性，竟使人类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受到了人类自身先天缺陷的限制，即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中，除去自然界的阻碍外，竟然有着自我设置的“否定性”前提。与动物相比，人更觉得不能安全地有把握地生存，更缺乏与自然界搏斗的本领。
然而，实际的人类早已成为天之骄子，自由自在地驰骋搏斗，积极地向自然索取，努力地控制着左右着自然。这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是其他动物望尘莫及的。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力量，是由于人发挥自己的潜能，运用某种手段，补偿自身生物学上的不足。这种力量来自人类拥有一种任何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的与自然抗争的手段——劳动。
我国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文《还是人有办法》，通过人与马、人与鱼、人与鸟的比较，形象地刻画了纯生物意义上的人与拥有劳动手段的人在能力上的差异。从弟弟的观察中，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的能力显然不能与马、鱼、鸟这些动物相比。而从哥哥的观察中，却得出了拥有劳动手段的人的能力比马、鱼、鸟这些动物强大得多。为了更为准确、精细地分析劳动与人类的关系，我们从耗散结构观点把人与动物的异同点进行对比。
动物有尽可能有效地摄入负熵流以保证生存与繁殖的本能趋向，即开“源”节“流”。开“源”指对某种原本不能摄入的负熵流，通过动物本身器官功能的加强或改进，最终变成能够摄入的形式加以利用。节“流”指在维持原有的动物本性与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摄入负熵流。生物意义上的人也是开“源”节“流”的，其作用机制与动物相类似。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人把这种开“源”节“流”的本能扩展到人的劳动生产之中。在现实社会中，主要体现在以尽可能少的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益上面。这在社会中的经济活动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动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即从外界摄入负熵流。动物不能直接从太阳的光辐射中摄入负熵流，不得不以绿色植物作为本身负熵流的直接来源（素食动物）与间接来源（肉食动物）。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也是时时刻刻进行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即从外界摄入负熵流。且与动物一样，以绿色植物作为供给自身负熵流的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但是，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系统不仅能从绿色植物中摄入负熵流，还从化石燃料、水、风、地热、潮汐、原子核等能源中获取负熵流。人类的负熵流来源早已从有机界拓展到无机界。这种从无机界汲取负熵流的能力是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所没有的。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界的天之骄子，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与它能够汲取无机界负熵流的能力，以及它在这方面与日俱增的趋势不能分开。
动物（实际上是所有的生命体）在个体层次上具有求生、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在种群层次上具有延续物种的本能，这可以被认作耗散结构系统自组织、自维持作用在动物界的一种特殊形态表现。人类也具备上述的两种本能，虽然人类社会由于各种复杂的关系与利益的交错扭结，有时这两种本能会在个体或局部的层次上发生不能调和的冲突，但从人类总体行为上看，这两种本能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直接地或曲折地表现出来。
由于物竞天择的进化压力，动物无不具备一套高度互相协调的摄入负熵流的器官，如呼吸器官、咀嚼器官、消化器官、四肢运动器官与主动捕食器官（如象的鼻子、牛的舌头、虎豹的爪、长颈鹿的颈）。动物自如地运用这些器官，从自然界中获得本身生存与种族发展所必须的负熵。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这些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直接接触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即动物生命耗散系统直接嵌入自然界中的生态耗散系统的某一节点上，它们之间没有中间隔层。动物所吸收的负熵流也就是自然界所提供的负熵，两者的数值相等。
人类也具备了一套高度互相协调的摄入负熵流的器官，运用它们，人类可以获得本身生存与种族繁衍的负熵流。和动物一样，人类与自然界关系仍是一种依存关系。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直接接触关系，它们之间有着一个中间环节——劳动手段，即人所摄入的负熵需要先通过劳动手段后才能得到。人这个耗散系统外面被包裹着一层劳动手段的外壳，而且人又和劳动手段完美无缺地形成一个更大的耗散系统。人与劳动手段合成的耗散系统才是直接与自然接触的，而且它的一部分与生态耗散系统相接触，另一部分与无机界相接触。（如图6-1所示）生物意义上的人所需要的负熵流从劳动手段这个中介中汲取。为保证人体生命这个耗散系统的需要，人又操纵着劳动手段从自然界中获取负熵流。这时进入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的负熵流值无疑应超过了人这个耗散系统所需的负熵值，其差值部分被用于劳动手段的形成、维持、发展和在人类意志下的有目的的运动。
通过上述的动物与人类的比较，可见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中存有劳动手段这个中介，而动物却是直接依存自然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就仅此一点。而就是由于这种区别，使得人猿相揖别，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进化发展道路。
七、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
动物利用自身的天然器官直接在自然界摄取负熵，而人类利用自身的天然器官迂回地去摄取负熵。劳动手段成为一种被人利用去征服自然的器具，广义地说，这应该被认定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器官”。但是，它不同于人身上的天然器官，它是由身外之物转化而来的。当人与劳动手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耗散系统。
这种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具有以下的特征。
1．远离热平衡态。
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中的人不用说处于远离热平衡态，该系统的另一部分——劳动手段，也是远离热平衡态的，即它们具有一定的有序性，不管是简陋的工具——史前人类制造的石器，还是复杂的宏大工程——现代的化工企业、水利工程，概莫能外。而人与劳动手段的结合当然是远离热平衡态的。
２．为维持以至于发展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的远离平衡状态，该系统不得不通过与自然交换物质与能量的方式，摄入负熵流。
自然界中的负熵流进入该系统后分叉成两股支流，一股支流越过人与劳动手段的分界面进入人体，保证人的新陈代谢正常进行。另一股支流在劳动手段的形成、维持、发展、运动过程中被耗散。这种过程产生的结果是，为维持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所需消耗的自然界负熵必定要大一些，甚至会大得多。
3．随机微观变化形成宏观的巨变。
在人＋劳动耗散系统的内部，各种微观状态每时每刻随机地发生生灭、起伏、大小的变化。这些微观状态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自催化自组织过程，结果使得系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人类发展史上，这种微观状态变化引起本质性变化的事实比比皆是。
传说中的鲁班由于茅草割破手指而发明锯子，引起了人类最基本的应用材料之一——木材加工方法的全面改进，使得平整、紧密木材制品的生产成为可能。现在人们使用的桌椅床柜窗门等等无不受益于此项偶尔碰巧的发明。珍妮纺机的发明是由于不小心碰翻纺车而发生的，它引起纺织业的革命，触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火的应用，可以说是这种微观变化引起宏观变化的绝妙注解。早期人类学会控制运用火后，发现火堆边的粘土被烧结成陶，从而发明了陶器。这样，人类从生食、烤食阶段走向煮食阶段，从而从食物中可以摄入更多的营养。正是由于运用火，发现某些石头可以被冶炼成金属，如锡、铜、铁，使得人类跨越了石器阶段而进入金属阶段。正是由于运用火，人类发明了蒸汽机，使得人类劳动的动力源从原来基本上发自人类自身，转移到大自然的煤、炭、木材上，使得工业文明得以一日千里迅猛前进。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火的应用可以被看成一次纯粹偶然行为的结果：某个早期人类在被雷电击燃的森林中拣起一支燃烧的树枝，或者往某个自燃的草堆中增添了一把干草。
４．人的主体地位。
在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中，有人这个小耗散系统。从分析的角度上看，就像蛋黄能从蛋白中剥离出来一样，人这个小耗散系统完全能够从人＋劳动手段这个大耗散系统中剥离出来。把人同劳动手段分离后可以清晰地看出，人居于主导地位，劳动手段居于从属地位。人可以脱离劳动手段而独立存在，而劳动手段脱离了人就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意义。人能够设计、制造、操纵、运用劳动手段，而劳动手段绝不能设计、制造、操纵、运用人。人是劳动手段的主宰，而劳动手段仅是人的奴仆，它必须依附于人。
人类在向大自然搏斗进取中，不再像动物一样赤手空拳，而是手执“锐矛”身披“厚甲”。劳动手段就是人类的“锐矛”和“盔甲”。在长期的人—劳动手段—大自然三者互动适应过程中，伴随着劳动手段的进步，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却是越来越孱弱了，越来越不能适应真正自然界中各种严酷的生活条件，不得不越来越借助“盔甲”功能的加强与完善。今天的人类不愿意、也不可能脱下“盔甲”，如同动物一样“裸着”身子去与自然抗争搏斗，在严酷的生活条件下获取负熵；而总是披坚执锐，透过劳动手段从自然界中间接地汲取负熵。
5．两类性质的劳动。
有了劳动手段的武装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不付任何代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从自然界中摄取人类自身存在所必须的负熵流。人操纵控制着劳动手段向自然索取负熵的过程中，人自身必须先得有所支付，然后才有所得。这种支付形式，一般是以人的四肢运动位置变化作为表现，实质即通过四肢对外作机械功。热力学告诉我们，某个热力学系统向外发出机械功，也就是向外输出自由能，这相同于该热力系统向外输出负熵。于是，我们可以解释人类第一类的劳动为：人类为了从自然界中摄入负熵，必须先向劳动手段输以负熵，操纵控制劳动手段以一种有序运动形式，从自然界中分离、凝集、获取人类本身生存所需要的负熵，这也可称之为产出生活资料的劳动。从量值角度分析，循环结果必然具备摄入负熵大于输出负熵。反之的话，人的生命活动就会终止。
与人相同，动物在捕食食物的过程中，也必然从动物体内向外界输出负熵。但它与上述定义的人类劳动有着显著的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负熵的接受体。接受来自动物负熵的接受体往往是“自在”的自然界。但是接受人所输出负熵的接受物一般却是“人造”的自然——劳动手段。
正因为动物与人所输出负熵接受体的不同，引出了人类的另一类性质的劳动。上面提到人所输出负熵的接受体一般是人造自然——劳动手段，也就是说，劳动手段并非存在于“自在”自然之中，它的来源也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负熵输出的结果。于是，这种劳动可以解释成：人类为了从自然界中摄入负熵，必须先付出负熵，结果能从自然界中分离凝集出一类负熵，这类负熵形式上并不能满足人类本身生存需要，仅用之制作形成劳动手段，使得人类为产出生活资料的劳动有着物质上的前提。我们不妨称之为产出生产资料的劳动。
产出生活资料劳动与产出生产资料劳动，都是人类输出负熵改变自然的有目的活动。所不同的是，前类劳动能够获取生存负熵；后类劳动不能获取任何生存负熵。从获取负熵的角度看，似乎没有进行后类劳动的必要。然而从人类获取生存负熵的整个过程看，后类劳动的存在是前类劳动得以进行的前提。这是由人类不同于动物摄取负熵的方式所决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自来水管道上前后串联的两只开关，只有当两只开关都打开，“自在”自然那一头的负熵流才能输入到人的这一头，两者中任一只开关的关闭都将导致负熵流的中断。
６．劳动手段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
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中，人经过劳动手段的中介从外界汲入负熵流。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人又必须从体内付出负熵流以从事两类不同性质的劳动。这个过程先是负熵输出，继而是负熵输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个循环的结果，必须要有净负熵从自然中摄入人体内，这是为保证人的生命活动所必要。人在这种循环中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从体内输出的等量负熵并不总是能获得等量的负熵摄入，由于情况不同，负熵摄入的量值会有变化甚至于大相径庭。我们先忽略一般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着重讨论劳动手段不同所获得负熵量不同而导致的动力机制上的意义。
人摄入负熵需经过劳动手段，输出负熵的接受体也是劳动手段，由此可以推断不同的劳动手段对于负熵摄入与负熵输出之比值必然有影响，甚至起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一种“好”的劳动手段与一种“差”的劳动手段相比，输给劳动手段同样的负熵，从“好”的劳动手段中能够获取的负熵量大于从“坏”的劳动手段中获取的负熵，也即前者的摄入负熵与付出负熵的比值比后者要大。这种比较在现代经济中以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体现。由此，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行事，人总是会采用“好”的劳动手段，而对“差”的劳动手段弃之不用。这样行为的结果是“好”的劳动手段越来越普及，换句话说，它传播开来。而“坏”的劳动手段却越来越稀少，以至于绝迹。一段时期之后，存在的都是清一色“好”的劳动手段，而“坏”的劳动手段无处寻觅。当然，劳动手段的真实演变替换过程并不如上述的那么机械简单，可能是“最好”、“好”、“次”、“坏”的劳动手段并存，替换也并不必定由“坏”→“次好”→“好”→“最好”的顺序进行，但是“最好”“次好”这类等级高的劳动手段代替“次好”“坏”那类等级低劳动手段的趋向必定无疑。而且，由于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日益增强，对自然结构与机理了解的日益深入，人总是不断地发明新的“更好”的劳动手段来替换旧的“最好”的劳动手段。这个过程从人类诞生就存在，而且至今仍在进行，未来的趋势也必然如此。
综上所述，推动劳动手段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是：以较少量的负熵付出获得较大量的负熵摄入。
必须意识到，上面所指的付出负熵与摄入负熵都是在人与劳动手段分开界面上测量的量值。这种测量比较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以货币的形式出现。但是，这种方法有着极大的扭曲误导性。如果把人＋劳动手段耗散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它与“自在”自然分界面上对负熵量值进行计算的话，必然会发现进入这个界面上负熵量远远大于进入人与劳动手段分界面上的负熵量。
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并没有重视，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测量进入人＋劳动手段整个耗散系统界面上的负熵量。以至于今日，人类突然意识到，即使自然界中的负熵像大海一样广袤博大，按照人类目前摄取负熵的能力与速率，海枯水尽之日竟然指日可待。目前困扰人类的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究其实质，无一不是由人＋劳动手段这个耗散系统从“自在”自然中汲取了过量的负熵所致。
八、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
与动物相比较，人类具有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形成和获得，是由于人类能够制造、控制、运用劳动手段，并在向自然界搏斗的过程中显示。然而近年来的仿生学研究发现，一种特殊的劳动手段的功能与重量比，或者功能与耗能比，无不大大地低于相似功能的某种动物器官的功能与重量比，或者功能与耗能比，以本文的语言说，即是摄入负熵与付出负熵量的比值。人类制造的劳动手段在这些大自然造就的器官面前，显得相形见绌，无地自容。然而，人类正是运用了这些“简陋”、“粗笨”的劳动手段，反而胜过了那些“精巧”、“细致”的天然器官。其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劳动手段所特有的三种中介作用。
首先，劳动手段是作为联接人与“自在”自然的中介物而存在。
劳动手段的运行，就其一般形式来说，它仅是把一类特殊的物质转换成另一类特殊的物质，一种特殊形式的能量转换成另一种特殊形式的能量。这种功能并非劳动手段所特有，而为一般自然物质，或系统运行功能普遍地拥有。但劳动手段对人类却起着特殊的作用，它能把以物质能量为载体的负熵从人类不能利用的形式转换成人类能够利用的形式。劳动手段在产生上述特殊作用过程中，起着联接人与“自在”自然的中介作用。在这里，强调指出下列说法很有必要：即人们不能以为通过劳动手段就可以得到人所需要的负熵，就认定劳动手段自身能产出人类所需要的负熵，其实劳动手段本身并不能从内部产生人类需要的负熵。负熵的源泉在于“自在”的自然，如太阳、地热、矿石燃料、放射性物质等。劳动手段仅起了转换器的作用。
从劳动手段的属性来说，它们都是由“自在”自然中的天然物质加工而成，属于自然物质形态的东西，具有独立于人身之外自然的一切属性。它的制造、使用、维护、发展，由客观运动规律所决定，也受自然规律所制约，同时也受到人认识自然能力的阶段性限制。
劳动手段本质属性是自然，是与人这个主体处于对立状态的客体。但是，在人的劳动中，它“背叛”了自然，转到了人的一方，帮助人去征服“自在”的自然。诚然劳动手段的运行机理由客观运动规律所决定，但是，它的运行结果却是服从人的内在目的。这样，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人就运用这一部分“人造”自然——劳动手段，向另一部分“自在”自然开战。在自然中仅有人类具有利用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能力，在这场“鹬蚌相争”中，人类稳收“渔翁之利”。
动物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只能靠着自身的器官功能去与自然抗争，也只能运用本身器官的力量做功去与自然抗争。而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再局限于运用自己身体的天然器官功能，而是尽可能多地把身上天然器官的功能外化，移到劳动手段上，也不仅运用本身器官的天然力量，而是尽可能地让自然界中的能源作为劳动手段的动力。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增加，人类不断改革、创新劳动手段，劳动手段发挥着人体器官功能的部分日益增多，驱动劳动手段的能源种类越来越广，劳动手段的力量也越来越大。这样，人类占有和支配外部自然的力量也就不断增强，以至于达到今日叹为观止的境界。
劳动手段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它使得人类强大。
其次，劳动手段作为联系人类个体或部分之间的中介物而存在。
动物的能力完全决定于它本身的天然器官，它自己身上的天然器官是进行生存斗争的唯一手段。又由于动物的器官与动物本身浑然一体，两者绝不可能分开之后还能保持功能。这样，动物身上天然器官所具备的功能与力量，只能与动物个体的肉体生命共存共亡。一旦个体器官脱离动物或动物死亡之后，不管该器官的功能与力量在与环境的适应中进化得如何完善与发达，它的固有功能与力量就不复存在。所以，既不会发生一个动物个体的天然器官转移到另一个动物个体身上，也不会出现下代动物个体接受上代动物个体器官的现象。动物器官对自然的适应与完善不得不采取由基因的随机突变与自然对其择优这两个前后相扣的链环来进行。
前面曾论及人体身上天然器官的功能与力量都已退化，这种退化甚至已成为自身生存的障碍。然而，人类所使用的劳动手段不仅能够弥补天然器官的功能与力量，而且极大地超越了它们。劳动手段从功能上来说，它能够帮助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负熵，它所起的作用与动物身体上的天然器官一样，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外”器官。而这种“体外”器官却具有了一种不依存于特定个体而存在的特性，它能够脱离某个个体之后，转移到新的个体而不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与力量，它能在人类不同个体之间进行交换与转移。于是，劳动手段不再是一种“个体”器官，而是一种“群体”器官，或者是“社会”器官，甚至可以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功能器官。正由于此，人类不再完全依赖基因随机突变与自然择优机制进化出各种特定化的、与个体人不可分离的天然器官来适应自然界，来有效地获取负熵，而是通过制造可以与人体相分离的各种特定化的劳动手段来适应自然界，有效地获取负熵。
而且劳动手段的“超个体性”所起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它作为一种奇妙的黏结剂，能够把不同的、孤立的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耗散结构——人类社会。众所周知，动物由于遗传—适应过程的无数次重复，进化的结果使得它们自身变得越来越适应于某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在该种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动物群体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小群（如配偶与后代组成的动物家庭，或者由有血缘关系组成的动物部落等，最小的单位可以是个体），这些小群拥有个体器官的功能与力量的总和却是“全能”型的。这种“全能”含义，是指一个小群与另外小群在功能、力量上完全相似，小群与小群仅是数量的叠加关系，而无功能力量上的不同或互补。彼此之间无质区别的全能小群与全能小群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竞争关系，它们之间极少需要甚至无法进行同类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在生存竞争中，它们之间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排斥作用。动物的器官对特定自然环境的特殊适应所产生的后果是动物仅能获取某一类或几类负熵来源，而不能利用大千世界中其他各种负熵来源，从而陷于一个看不见的“陷阱”之中。而且，进化程度越高，动物器官的特定性和专一性越是明显，从而它越被困于一个更小的自然环境之中，如此反复循环进化，从而越陷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
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某种劳动手段，当被操纵于某个个体人或某部分人群之中时，可以发挥它本身特定功能去针对某一类特定的自然环境，达到制服、驾驭自然的目的。然而，当这部分人面对着的是另一种特定的自然环境时，原有的劳动手段所具有的特定功能不能再发挥或很好地发挥其制服、驾驭自然的本领。但是，劳动手段是一种体外“器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部分人完全可以抛弃原来的劳动手段，却不会引起他们自身面临本身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可通过制造或者通过交换，从人类社会中另一些人的手中转移获得新的劳动手段。只要这类新的劳动手段本身的特定功能能够适合于新的特定自然环境，这部分人就重新获得制服、驾驭自然的能力。类似的情况是，某一种特定的劳动手段能够被不同的个体人或部分人所操纵和运用，从而能为不同的人群服务，让他们达到制服与驾驭某一特定自然环境的同一目的。
由于人能够灵活地与劳动手段相结合与相分离，使得人的天然器官不再需要特定化了，而是需要泛性化。相对应的是，人所制造的劳动手段却越来越特定化，具有越来越强的针对性。这样，只要给人换以各种各样的劳动手段，人就能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劳动手段的这种“超个体”性使得人类不但抵挡了自然选择对人体器官向特定化发展的巨大压力，而且挣脱了自身器官功能力量的局限，成为能够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主体力量。
另外还需看到，在本质上，人身器官所具有的功能与力量是泛化的，不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定化以适合于某一类特殊的自然环境。但是，社会环境在人生出之后，却不断驱使人往特定化发展。这里所指的特定化不是指人体器官的机理特定化，而是主要指该人适合于操纵控制某一类劳动手段的能力。这样，从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的角度划分出的单位，不可能像动物那样具备全能性。一部分人加上被他们控制运用的劳动手段总是在这一方面具有一些确定功能，而另一部分的人们却可能在那一方面具备另一些功能。这样，人类的各个部分之间不但存在竞争关系，而且由于功能的互补还存在着协助合作关系。这种协助合作关系使得孤立的个体人或部分人联合成为社会整体。人类就以社会整体的形式出现在自然界面前，而劳动手段也由“个体”的器官或“部分”的器官转变成全人类的“社会”器官。这样的整体人类不仅能够极好地生存于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之中，而不再陷于某一“陷阱”之内，而且由于劳动手段的可转递性质使得人类具备了极大的灵活性去适应频繁变动的自然环境。
劳动手段作为个体人或部分人之间的中介物使得人类具备极大的凝聚力以及灵活性与适应性。
第三，劳动手段作为联结人类上代人与下代人的中介物而存在。
动物的器官不能体外遗传，它随着个体生命的死亡而消失。生命遗传物质ＤＮＡ上的先天遗传密码能够确定将来个体的器官形态、功能和力量，而成长了个体的器官在后天获得的适应性与进步性，却不能反馈给它体内贮存的先天遗传物质，去改变ＤＮＡ上的遗传密码。因而，即使某一代的个体在艰苦的生存斗争中，使得它的天然器官获得了极大的改进与完善，这种改进与完善也只能为它本身拥有与享用，而不能传之后代。
而作为体外“器官”的劳动手段，却并不会随着个体人的死亡而消失，它被保留着，传给下一代，被下代人所控制与运用。下一代人可以借助上一代人的劳动手段重新拥有上一代人的能力与力量。这就是劳动手段的体外遗传性。一旦某一代人对劳动手段进行了改进与革新，使得这代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获得了极微小的改进与完善，那么，这种能力的改进与完善不会伴随这代人生命的终止而消失，它被遗传下去，被后代人所继承和运用。这样，下一代人总可以通过劳动手段作为中介，把上一代人的能力与力量，而且通过上一代人，把以往人类的全部能力与力量的总和继承下来，纳入包容到自身之中。以劳动手段为中介，人类的力量就可基于前代人以至以往所有人类的基础上，像滚雪球一样地增大发展，不断壮大。
图8-1给出了人类所特有的遗传循环，它由三个循环嵌套合并而成。一个是先天的ＤＮＡ遗传渠道，两个是后天遗传渠道，其中声、光、味、形等的后天遗传渠道为人类和高级动物共有，而另一个劳动手段的后天遗传渠道仅仅为人类所拥有。
劳动手段作为联结上代人与下代人的中介，使得人类的力量积累、发展、壮大。
上述的分析证明，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意味着人类把人体之外的自然力、社会整体力以及人类以往力量与智慧的总和形成了自己的“器官”，并运用这些“器官”与自然界搏斗，获取人类的自由。即使像鲁滨逊孤身一人独处荒岛，他在与自然搏斗时，他并不是以一个个体人的形象，而以人类整体形象出现在自然面前。因为在他的身上，同样显示着整个人类的能力、力量与智慧。
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就是人类为什么强大无比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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