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在电影《麻将》里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杂志看报纸看广告看电视听电台，希望从其中找到答案，希望让别人来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从这句话出发，我们更多的是遇到什么就成为什么。来不及多想！但也会有人愿意停下来想一想，不过等到起身观望时，世界已经在千里之外了。我们自以为的快与慢之间的转化，都是由不得自己的。
在克里斯托夫·B. 克里布斯所著的《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这本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时间，在这本书中交错缠绕了许多时间------不同事件的时间序列。第一个漫长的时间是塔西佗撰写《日耳曼尼亚志》时大概是公元98年左右。在彼时塔西佗的语境中，《日耳曼尼亚志》中描述的内容是用来提醒罗马人的，每一个帝国都有边界疆域，在疆域之外就有边患。那些域外的蛮族随时会进攻和掠夺罗马。而貌似强大的罗马帝国其实也会变得孱弱不堪。塔西佗的危言耸听在许多年后终于成为事实。正是这些日耳曼蛮族消灭了罗马帝国。
第二个稍显漫长的时间标志性的节点是1453年，这一年，东罗马帝国消亡了。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帝国彻底的结束了。正如塔西佗的危言耸听在千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印证。伴随着东罗马帝国的消亡，在一个松散撮合的新帝国里，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一并结束了。文艺复兴的时代开启了，开启了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才有可能从修道院尘封千年的藏书中被重新发现。这也是塔西佗不曾预料到的。
伴随着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消逝，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帝国在不久又演变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在两百年后又成为“德意志帝国”。进入20世纪之后，又成为臭名昭著的“第三帝国”。不过为众所推崇的却是伏尔泰对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描述：“这个曾被称为以及依旧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的政体，在任何层面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
在《1453年以来的欧洲争霸之途》中重点叙述的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嬗变过程以及“德意志”是如何花费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才逐步成为国家的过程。将《1453年以来的欧洲争霸之途》与《一本最危险的书》结合起来阅读，无疑会互相参照加深认知。否则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何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会成为溯源而上找到的最古老的源头。在众多传教士、学者的苦心经营之下，”德意志“最开始的历史就是从《日耳曼尼亚志》开始的。不过至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内想要什么，未必都清楚。
在“一战”结束结束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消亡。经过俾斯麦一手塑造的“现代化德国”已经成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二战”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战”的延续，而不是截然不同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来讲，“德国”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上来看，都会是欧洲的核心问题。而《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的作用，就是在几百年间通过不断的修正成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认同的文本。当有足够的历史自豪感时，“藐视”就会成为随之而来的举动。这种“藐视”诞生的出生地就来自《日耳曼尼亚志》里的这段话：
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他们虽然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塔西佗 《日耳曼尼亚志》
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这样的语言在人与人之间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限。而《日耳曼尼亚志》从一本书变为一场漫长的“奥德赛式”的返乡之旅时，失去了奥德赛的明智和审慎，而最终成为疯狂与残酷。在一点，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达到顶峰。难怪会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
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这本书的嬗变过程，可能不会那么的沉重，当历史可以“长距离”可以观看时，可以释然的部分要远远多过疑惑的部分。造成战争的诱因不计其数，而这本写作于两千年之前的《日耳曼尼亚志》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最远的源头而已，在从这场源头开始的“奥德赛式”的返乡旅程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人对于文本的使用、解释、篡改和臆测，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过度解释，甚至曲解。最终形成了都认为“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也是通过这样一本“最危险的书”形成历程的诠释之后，我们得以观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如果塔西佗再世，他也惊诧这些人为的所作所为。
一片大陆的故事过于宏大和繁杂，有关《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片大陆故事中非常微小的部分之一。一部20多页的历史著述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形成的故事阅读起来到处都充满了疑问和困惑。当我们尝试去理解这么久远的时间往往参照的是自己的当下历史经验和知识。在这其中免不了要两下对比。我们也可以凭借在《一本最危险的书》中所给予的提示，翻看我们自己曾经历的时代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案例。即便这种危险是指别的什么？
人间故事从来不会只演一次，带有“危险性质”的书也同样不止一本。不过这一次它的名字是《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在我们阅读这些以“危险”作为标签的书时，就是逐步让自己趋近危险的举动。但是我们要清醒的知道什么才是“危险”的核心，书作为载体而言要怨恨只能将印刷术作为最可指摘的事物。
也是借助《最危险的书》这个名字，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世界始终处于危险和不安之中，正如薛忆沩所言-----叙述的魔力让《最危险的书》的读者不断在无声之处听到惊雷、听到霹雳。
同样，这也是讲述一部书的嬗变过程，如何从伤风败俗一路抵达世纪经典的终点。《最危险的书》中阐述的也正是文字与权力之争，这本诞生于20世纪初的经典之作，完全具备这个世纪满满的争斗气质。《最危险的书》中讲的不仅仅是一本书的文化史，一本书的审查史，一本书的传播史，一本书的出版史，更是一本书与一群人抵抗一个旧时代、旧世界的战争。只是时代变迁，让一本书与一群人赢得胜利有了胜算的可能性。如果回看20世纪，《最危险的书》中讲述的那本书只可能诞生在20世纪才会获得匹配的声誉和荣耀，过早或是过晚，都会与这些经历失之交臂。
我不知道在人的身上还存在多少隐秘的事情不可以说出来，或是写下来。在所谓伤风败俗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一本正经的道德先生，手中拿着一把尺子左量右量。在谁比谁更道德这个问题上，好像没有人具备百分百的发言权。正如对人来讲，可以说吃饭、说话、伤风、感冒，但就不能将放屁、打嗝、排泄、发情顺利的讲出来一样。这些语言具备的“危险性”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警示之语是等同的。阐述才是决定“是否危险”的正确的解读方式。
从德尔斐神谕中给予的启示中，有先哲认为：人是度量万物的尺度。这一句话又逐步的被卢梭描述为：人是有思想的芦苇。卢梭人清楚了一个“易折”的事实。这种“易折”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来自世界的各种危险随时随地让芦苇的生长戛然而止。
在“折断”之前，认识危险，或许是需要必备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