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节一过，我小升初，就近入学到北京市丰盛中学。
当时一个班大约50名学生，我们年级就12个班，约600名学生，一个年级这么多学生，应该创“丰中”记录了。
来到丰盛中学，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全校教室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所有窗户几乎都用报纸沾上或者破木板钉上。
看到这种场景，一地鸡毛这个词汇，比较容易联想出来，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1977年。
没有一块好玻璃。
问题不是校方不愿意装玻璃，而是装上玻璃以后，很快就会被学生给打碎，而且还查不到何人所为，玻璃要是这么砸下去，是没有头的。
怎么办，干脆不装了，爱咋地咋地。上了中学，才开始真正体会到，处于 “无政府状态”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
到了中学课堂，开始大家还比较拘谨，上课算是安静，但后来课堂纪律就乱了。
我天生话唠，也开始上课时间聊天，而且聊起天来也是没完没了。
可能是我太话唠，多个任课老师都有反映而且反应强烈，班主任不客气，直接给我调到第二排老师眼皮子底下，让我老实点，但我直到几年以后离开这个班，始终没有一天老实过。
其实班里不是我一个人喜欢上课聊大天，起码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上课说话都肆无忌惮。
面对学生不听讲，课堂纪律混乱，“无政府状态”蔓延的现状，任课老师多也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起码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
比如有一个教外语的男老师，口头禅就是“没的说”，上课聊天，他没的说；迟到早退，他没的说；交头接耳，他仍然是没的说。他的课，课堂永远乱哄哄，他是个好脾气，一个“没的说”，一切都敷衍过去了。
他讲课的时候，我估计他当时应该是这么想的，教室里面对的不是学生，而是空气，一切随空气而动，我自讲课如常。
比如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张老师，是个中年妇女，每节课说话不会超过五六句，然后就在黑板上写数学公式，案例习题，写完左面擦右面，写完右面擦左面，两块黑板，两节课下来，写得满满当当，至于学生看得懂看不懂，那就和她无关了。
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基本属于常态。
在这样的课堂纪律，教学效果非常差，学生越来越散漫，愈加无心学习；老师越来越松散，愈加无心教书，这种现状，起码在当时的“丰中”非常普遍，而据说，很多学校还不及“丰中”呢。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读书无用论”和“无政府”状态在中学校开始蔓延，课堂纪律松弛，是普遍现象的。有关方面树立的榜样是“白卷英雄”，提倡的是“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这种论调，而所谓的“学而优则仕”被坚决彻底干净利落地被批判（虽然今天看这个观点也未必全对），读书被视为“白专道路”，是批判的对象。
虽然歌曲里唱的是要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强调的是所谓的“红”，而没有“专”，所谓的“红”，其实也是表面的“红”内心是什么颜色，就不好说了。
应该说，这是建国以来教育史上最塌陷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国家在和平环境下，所出现的令人不可理解的一段怪象，这种怪像，就是打开近现代历史，也是很罕见的。
我们这些50和60后，适逢教育史这一怪象，是幸还是不幸，见仁见智，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更多的体会是一种幸，因为只有在这种极特殊的背景下，才能有极特殊的人生体验。
图片：学生上课交头接耳，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属于常态（资料选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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