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的秋天，开学了。我们高高兴兴的背上了妈妈临走时侯买的新书包，戴上了以前鲜红的红领巾，穿上了新衣服，白球鞋，出门了。

那天，阿娘(奶奶)送我们到弄堂口，千丁宁万嘱咐跟我们说:“要听老师的话。不要调皮，不要闯祸，不要和同学打架”…

大伯带着我和弟弟拿着四川的转学证明，临时户口本，来到了康乐路小学报名。校长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和家长们的到来。

校长得知父母是支援三线建设的子女，我们又是投靠亲属来上学的情况后 。立刻让老师安排班级，给予一定的关照。我被分到了小学四年级二班，弟弟分到二年级一班。

当天，见到新同学，我很开心。班主任老师一一点名，当把我介绍给同学们时，我一口的普通话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弄得我满脸通红，怪不好意思的 ，不知所以然了。

老师们把第一学期各科的学习课本发给了我们。同学们看着新书都爱不释手，不断的翻着书页，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语文老师给我们上了第一课，好像学的是《孔融让梨》。

放课铃声响了，放学了。我，弟弟，堂弟相约一起回家了。学校离家很近不远，就在康乐路199弄。从安庆路明德里后面穿过菜场再拐弯走十分钟就到家了。

情况说明，原来的康乐路小学就是现在的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是由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先生创办于1928年的一所历史名校。

那天中午，阿娘(奶奶)，早早的已经把饭烧好了，在弄堂口等着我们回来。午饭相当丰盛。冬瓜咸肉汤，西红柿炒鸡蛋，清蒸带鱼头尾，咸菜炒蚕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侈)…

明德里37号，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大概有六，七个。阿七头一家兄弟最多。五个兄弟，二个去黑龙江上山下乡插队去了。阿六头，阿五头，阿七头三兄弟留在上海，他们年龄相差二至三岁左右。阿七头和我们一样大，大伯家三个孩子，老大去了江西上山下乡插队，堂姐比我大一岁在上海闸北区中学读书。我和堂兄弟相差一岁，我弟弟又比他小二岁，二层楼的钟明比我们小三岁。还有隔壁的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大概有十多个。

一开始弄堂里的这帮孩子有点欺生。总拿我们开涮，说我和弟弟是阿乡(就是农村人的意思)。瞧不起我们，不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兄弟三人，还有堂弟，常常自己在一起玩。夏天，每逢放暑假，做完作业。我们从菜场拿来草包，垫在地上。在弄堂口学着翻跟头，基本上天天如此。随着我们兄弟们翻跟头越来越好，弄堂里其他的小伙伴也加入进来了，有的年龄比我们还小。他们非常崇拜我们，我们到那里他们就跟着我们走。

热了就在弄堂口冲个凉水澡。渴了就喝一肚子自来水，其乐融融，好不开心。

有时候玩的兴起，我们就约上，阿七头一帮子兄弟跑到老北站去玩。从明德里走路到北站约五分钟路程。老北站有一个很大的广场，一进广场中央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画像后面就是候车大厅。左边是乘车地点，右边是行李包裹寄存地处。公交车站就在出火车站的右面。那里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我们十几个小伙伴们穿着拖鞋，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那里翻跟头，前手翻，后手翻，侧手翻不断的变换姿势。引得周围的旅客，市民都来观看。

随着，我们翻跟头“知名度”的提高。康乐路小学推荐我们几个优秀点的孩子，参加了上海市闸北区举办的夏季体操选拔赛。我和堂弟有幸参加了培训。每天的训练十分艰苦，真是累的每天早上都爬不起来。经过半个多月的培训，选拔赛如期举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被区体操队作为预备人员选拔上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时，他们高兴的鼓励我继续努力勇攀高峰，不断的取得更大的成绩。

我的堂姐，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大眼睛，高鼻梁，梳着又粗又长的两条大辫子，在那个时代是典型的南方美女。但是，小时候她身体并不好，常常不知不觉的就流鼻血，胃溃疡，瘦弱。

大伯，大妈，为了她的病操碎了心，经常跑医院给她去治疗。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她对我们可好了。她有的时候性格像个男孩子，有时候又显得文静。她写的一手好字，语文很好，学习成绩一直班级前茅。她是我们小时候印像最深的好姐姐。

后来，父母工作原因，我们离开了上海。多年没有联系了，只是知道她在做幼儿园工作。去年偶然在上海新闻网上看到了她的新闻。

才知道她是一家幼儿园园长，上海市特级园长、特级教师等…。

大堂哥，上山下乡插队去了江西省。后来，国家落实政策。他从农村回到了久别的上海。由于自己努力，当上了上海一家造纸厂领导。目前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2016年，我阔别上海四十多年后。再一次来到了安庆路明德里，看到了曾经儿时居住的地方。几年前就拆迁了，真的物是人非。明德里380弄37号已经成为我往日的一个记忆，内心有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遗憾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