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二爷的当窑，很深。
我没见过二爷。三十多年前去世的二奶从新乡拉回，埋在西洼我们的祖坟。他们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磙子捞子宁子，还有我黑女姑。十五年前我见过黑女姑一回，后来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这屋后来被当做队里的饲养室，再后来被三伯用做养牛之地。三伯勤劳，整冬不闲着磨红薯粉。磨粉浆水多，大家都去挑回饮牛，就叫它浆房窑了。
浆房进入我的记忆，是因了村里唱戏时在这里排戏。
传说我们村上代甚至上上代都有唱戏的传统，且威震四方。三十年前，五六十岁的我的父辈那一群人有了想法，想延续祖先的荣光了。
他们请来了张洼的张修宽。这是个奇人。他原先是磁涧学校的初三语文教师，后来听说外面闹戏，就辞别讲台登上戏台。我奇怪他不会唱戏，教出来的学生却一个个都唱得那么好。他二胡拉得比电视上的专家都好得多，虽然他一生寂寂无名。我们村所有人都尊称他张老师。
我问他怎么爱好成痴？他说其实自己工作没怎么变化 ，教书教戏都是教学生。我说你自己不会唱，怎么教学生唱，他笑着说帝王师不会当帝王，但教出的学生却能当帝王。我俩都笑了。
作为导演他很敬业。我从县城的学校回村，不止一次看到他戴着眼镜，靠在冬日的暖阳下修改剧本。他教戏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剧本二度创作，以便最适合这学生的演出。
看到他，我总是想起余秋雨《酒公墓》里的张先生。他们都姓张。
排戏总在冬夜，夜长人闲。几乎全村人都聚在一起了，没人乱腾，自觉站或坐好，听张老师摆布。有人抽烟，导致空气不好，但大家习惯了，对戏的兴趣压倒了其他。
我星期在家休息时去看过两回。那时记性好，就这两晚，就把《陈三两爬堂》的戏词全部记住了。去得少，不懂得，但觉得他们唱得有板有眼不简单。改红的小生，红勤的花旦或青衣，花民的须生，小学和金海的花脸，耐烦的红脸，都让我印象深刻。那时他们不过十六七岁 ，却被张老师夸赞说是他教戏以来最有灵气的一群。
他们在那年的元宵节到县城大操场汇演过 一回。风料峭，雪花飘，台下人撑伞看，兴致高。后来听父亲说他们到李村镇的索屯演出过，结束后观众不愿离去，频频谢幕还不行，改红红勤清唱了几段戏才罢。还记得九二年大旱，他们唱戏祁雨，连唱三天，结束当晚就下了透雨。
改红是这群学戏孩子种最有天分的，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能使满堂生辉。红勤未发声先带情，如泣如诉最抓人心。她们叔伯姐妹是绝对的主角，到现在还让村里人常常念叨。
他们演出的戏有《陈三两爬堂》、《绣褥记》、《卖苗郎》、《借妻》等。对它们的内容，村里人耳熟能详，无形间进行了文化传播和戏曲普及。
后来，当挣钱也成为农人的第一要务，当长大的孩子们要出去开始新的生活，当女孩远嫁成为别处妇，这戏就自然解散了。改红到观音堂煤矿职工医院，花民到洛阳做生意。还有的远行千里，让村人感到如在天涯了。即便逢年过节也很难聚齐，村里人叹息不复有当年群情涌动的热况了。
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正风靡的时候，村人都请改红和红勤去打擂，喊了好几年，她们竟然没有成行。听人说改红是煤矿的文艺骨干，那又如何呢？红勤也只能偶尔去和别人搭班参加一些人家祝寿或结婚的演出，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直为她们遗憾。他们不懂得珍惜，完全顺其自然自生自灭，很快就泯然众人了。她们一生最大的荣光，是县城那群人冒雪看戏和乡村戏台下间或的掌声……
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遗憾过，他们甘心吗？夜静对窗，月明当前，忆及少年事，他们可有怎样的追怀和感慨呢？
当初小小少年 ，今已渐入老景，个人的命运是人生，群体的命运就是时代。我自己这么多年长歌而行，自然升沉，读射雕英雄，想白马西风，羡书剑笑傲，觉得这只是武侠理想文人心境，是永不愿醒的江湖梦。我故乡的同龄人，那些有过追求后来放弃，有望作为却没重视的行动，深深地刻在你们心上了吗？
刚才作了一梦:排戏结束，我和父亲提着马灯从浆房窑走出，外面雪深埋脚了。我们走着，雪在脚下咯吱，灯影幢幢，一只麻雀嗖地从树上堆着的红薯秧里飞出，谁家的公鸡已经长鸣不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