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和列传七十篇。其中，本纪是统治者的传记；表排列了大事年代；书记录历代王朝的制度变迁；世家是贵族生平的记录；列传所占篇幅超过《史记》的一半，是对那些非王公贵族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

列传所记录的人物没有显赫出身，但凭自己的功业和特色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伯夷列传》是世家的第一篇，司马迁在这片文章中表明了他写列传系列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天道往往并不像我们期待地那样惩恶扬善，因此史家有必要用手中的笔来扬善贬恶，宣扬仁义。

《伯夷列传》开篇说书籍众多的人也要从六经中寻找历史典故的出处，如果六经中找不到，还有更古老的虞、夏之文可以参考。司马迁从这些历史典籍中知道到了尧、舜、禹禅让的过程，发现有许由、务光这样拒绝接受禅让的贤人。孔子生前记录了许多古代贤人的事迹，其中就包括伯夷、叔齐的故事，但却没有许由、务光的事迹，司马迁感到疑惑。

接着司马迁转述了《论语》中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断。孔子认为他们“求仁得仁”，因而没有怨。但司马迁看到伯夷、叔齐留下的《采薇之歌》，对孔子的说法感到奇怪。

伯夷、叔齐是商纣王时孤竹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孤竹君认为叔齐更优秀，想将位子传给他。但孤竹君死后叔齐却让位于大哥伯夷。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愿望，不接受，离开了。之后叔齐也离开了。于是孤竹君的二儿子继位。伯夷、叔齐离开后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待老人，于是想去那里养老。结果去到时西伯昌已经死了，武王载着他的牌位要向东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拦下武王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没听劝，放他们走了。后来武王伐纣成功，周取代商。伯夷、叔齐很生气，决意不吃周地的食物，到首阳山上隐居，后来饿死了。死前他们留下了《采薇之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齐感叹没有遇上好时代和贤主啊！

这让司马迁疑惑，伯夷、叔齐到底有没有怨啊？孔子说他们没有怨，但《采薇之歌》却明显表达了怨，该信谁呢？

司马迁还听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这样的称得上是善人吧，可结果呢？饿死于首阳山！七十二弟子中，孔子最喜欢的是颜回，认为他“贤”。结果呢？颜回经常挨饿，后来英年早逝了！司马迁不禁质疑，老天就是这么对待善人的吗？此外，还有反面案例：盗跖聚党数千，每天杀人，吃人肉，最后却得以善终！这又是哪门子的天道啊？！除了这些大恶之人，还有无数小恶不断却富贵累世的人。也有许多谨言慎行，秉持公义却遭受不公待遇的人。这些现象的存在无不让司马迁疑惑，这就是所谓的天道？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人各有志。司马迁好奇这难道是有的人将道义看得比富贵更重的结果？

接着司马迁引用了一些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然是贤人，但由于孔子的宣传而声名更盛。相比之下，许由和务光的事迹知道的人则较少。同样，颜回虽然贤，但也是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为人所知。司马迁因此感慨，那些品行高洁的隐士，如果没有人宣扬的话，只会寂寂无名。普通的士人，想要磨练品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像孔子这样德高望重的圣人，怎么可能留名于后世呢？

如此，司马迁的想法已经非常清晰了，天道是靠不住的，想要让那些善人善行为更多人所知、所学，只有多加宣扬才行。司马迁认为这就是史家的责任，用手中之笔扬善贬恶，替天行道，让君子之名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