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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上去平淡无奇，是位老太太，包在一块格子花披肩里，用一枚大胸针扣了起来。
我望向窗外，想着这往来的行人中，有一半人都为这种幻象所驱使，为工作而奔波。
选举权和钱相比，属于我的那一笔钱，似乎更为重要。
在此之前，我靠着从报社讨来的一些零活来养活自己，报道一下东边的驴戏、西边的婚礼。
我还靠着为人写信封，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赚过几英镑。
也不用告诉你们赚钱糊口的艰苦，因为你们大概也曾尝试过。可依然让我记忆犹新，而且比之这两者更让我痛苦的，是那些日子在我心中孕育出的恐惧和酸楚。
首先，总是要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还要像个奴才那样，阿谀逢迎，虽说大概不必一直如此，但看上去还是有这种必要，倘若冒险，赌注未免太大
其次，一想到那才华——须知才华之逝，情同魄散，虽然这才华微不足道，对拥有的人来说，却弥足珍贵——渐渐毁灭，连同我与我的魂魄——这就仿佛锈菌的侵蚀，落了春红、朽了树心。
的确如此，我把银币小心地放进了钱包，想到往日的艰辛苦痛，这的确意义非凡，一笔固定的收入竟可以让人的脾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这儿把那五百英镑抢去。衣食寓所将永远属于我。如此一来，消失的不仅仅是辛苦与操劳，连同忿恨与酸楚也一并无影无踪了。
我无需再怨恨哪位男士，他也无法加害于我。我也不必去讨好哪位男士，他已经给不了我什么了。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对那一半性别的人类，已经换了新的态度了。
从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感情用事，无法自已。
而其实，一年五百磅就足以让人在阳光下享受生活了。
不光是清洁女工和律师的相对价值，一个年代和另一个年代都会有涨有落，即使就是现在，我们也没有一杆秤可以为他们一分高下。
她是多大年龄结的婚？一般说来，会有几个子女？她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子？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做饭吗？她会不会有一个佣人？所有这些事实不知道在何处沉睡，也许，是在教区的名册或是账簿中。
但看着眼前这空空的书架，我想，对妇女而言，这重重的困难岂非更让人生畏。首先，想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便是在19世纪初，也还是绝无可能，更不用说这房间还要安静、隔音，除非她的父母格外富有，或是尤其尊贵。
到法国去，找一间寓所住下，哪怕条件再简陋，也可以让她远离家庭的强求与专制。这些看得见的困难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却是那些看不到的。
世人的话变成了哄笑：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又有什么用？我看着依然空空如也的书架，心想，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在这儿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
对你们来说，一切尚好，可以读大学，有了自己的起居室——还是说，不过是卧室兼起居室？
她想必是把自己关在某个乡间的房里写作，被心中的顾虑和痛苦折磨得肝肠寸断，尽管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婚后生活也尽善尽美。
在十九世纪初，中产阶级的家庭成员共用一间起居室？如果妇女想要写作，她就只有在公共房间里写了。
“真让人意外，想一想，她连一间书房都没有，那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做完大部分的工作，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到访的客人或是家人之外的任何人疑心她在做的事情。”
我便渴望比现在拥有更多的人生经历，与更多和我一样的人交往，结识更多性格各异的人，而不是被关在这个小圈子里。
在1828年，一个年轻女人，必须意志坚定，才可以抵制住所有的那些冷落、苛责以至大奖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