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一句很戳心的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这句话对了一半。说对是因为贫穷确实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还会实实在在限制我们生命的长短；不对呢，是因为它并不是决定生死的唯一、甚至是重要因素。

洋人的例子我们且不谈，就谈谈海峡对岸，我们同胞，台湾的医疗制度。

台湾医保的正式名称是：全民健康保险。口碑好到什么程度呢，早在2005年，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曾经为之打call，极力主张美国移植台湾经验。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去年还专门推介，呼吁政客重视。每年都有大量的美国病人去台湾就医，特别是大病——因为诸如器官移植这样的需要巨额费用的大病，在台湾的开销仅仅是美国开销的五分之一。而且医疗水平和服务并不逊于美国。

台湾底层民众曾经也是看不起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迅速腾飞，但是社会福利制度却远远落后。虽然有劳工保险、军人保险、公务人员保险等多种社保，但是覆盖面仍然有限，不能惠及各个阶层。台湾当局远见卓识，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长远着想，为根本计，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当时任美国卫生福利部医疗保险精算局局长的萧庆伦（出生于北京）赴台，为台湾设计一种能够为全民提供有力保障的医疗制度。

经过长达七年的规划，萧庆伦根据台湾实际情况制定的规划出台。从1995年开始实施。制度的核心是根据国民经济能力，区分为六类保险对象，对应不同的健保保险费负担比例。简而言之，有钱的人自己多负担健保保险费，没钱的人少负担甚或不负担保险费。根本目的在照顾中低收入的国民。

举个例子来说，第一类的公务人员，他们的保险费用30%是被保险人本人要付，其他的70%的费用，则工作机构付给。而第五类的“低收入户”保险对象，健保费用百分之百是由政府付给。但不论那一类别，交的保险费虽然不同，去看病时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正因为实惠和平等，早在2012年，台湾民众入保比例就已经高达99.89%，是真正的全民保险。而一个四口的家庭每月约支付3000台币（660元人民币）的保费，约为平均家庭收入的2%。民众上医院看病，只需携带自己的健保IC卡，就可以到任何医院看病，台湾各地的医院凭着IC卡，即可为病人办理看诊或住院手续。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数据，这项制度的支出，约占台湾全年GDP的5.5%－6.9%。这个比例在实施医疗保险的国家中算是偏低的——远低于美国的15.3%。2017年的总支出为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430亿。其中政府负担为59.5%约为858亿元。相当于公共财政为每位台湾人负担3700元。更为神奇的是，在2010年的最近一次保险费上涨之后（这只是第二次），这个体系居然出现盈余。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许不是完美的，但是却已经足够成功。它在一个GDP仅仅和四川省等同的地方，为2300万台湾人民证明了“病有所医”是完全可以实现。在这里，不论是谁，都不用担心吃不起格列卫。

其他的，还需要什么论证吗？

回过头来说说《药神》这部电影。当然，毋庸置疑，这在中国烂片遍地的环境中，绝对是鹤立鸡群的漏网之作。它所展现出来的畸形的法理之下，普通的小人物的利益的挣扎和人性的觉醒，恰是当下感受得到，却又无法说出的普遍疼痛。但是因为很早看过同类型的好莱坞神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所以看《药神》的时候，难免会进行对比。比如立意还可以提高——药企的妖魔化就不符事实。因为从台湾的例子就已经足够说明，中国人吃不起格列卫更多的是医疗体系，药品体系的失败。真正赚大头的，误人性命的，还真不是药企。

我历来不喜欢那些对商人讲道德的指斥，因为在商言商，奉公守法就是最大的道德，再苛求药企自我牺牲，那样其实是洗白政府责任和混淆市场选择。当然，可以理解，《药神》不能简单和好莱坞电影对比——毕竟人家是没有过审这一说的。能在关注残酷现实的同时，讲好一个故事，摆正价值观，这就已经非常难得。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一个社会需要普通人成为药神，那本身已经悲剧。

因为，制度才是最昂贵、也是最见效的药品——它救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国人。一款救命药能不能真正的救命，不在于它在哪个地区生产销售，而在于它面对的是什么制度。在某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不过千元；在某些国家，它才会高达数万。

看不到这样的制度，比吃不起救命药更为可悲。

如果在延伸说一下，我们需要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可以战胜生理疾病的医疗制度。更需要一个可以战胜社会层面顽疾的制度。因为等待拯救的不仅仅是病人，而是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