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做梦，梦见儿时的一个叫妹丁的伙伴，她还是少女时期的那副样子，笑意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亲切地喊我小名，我醒来以后怅然若失，触电般地想起来以前的很多事情。

妹丁是我们那边称呼最小的一妹妹的叫法，一家子的兄弟姊妹，排在最末的那个就叫妹丁，在我的印象中，大部分的妹丁都凝聚着一家人的宠爱，一声亲热的“妹丁”，回应的都是盈盈的软绵的“哎！”

那时我们孩子间流行一种叫“跳子”的游戏，就是拿一些废弃的大理石块，将周边一圈打磨得圆圆滑滑地成为一个圆饼样，5个石头子在手背和手掌心中在空中翻来翻去，再横空一抓。最终落在手心的能有几个子就赢几分，掉一个子都算输。于是一个跳，一个在旁边牢牢盯着，希望用这满怀热切的眼神将她盯输，只要一个失误，另一个小朋友便乐不可支地接过石子上手玩，留一个沮丧地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以马路边的墓园里总能看到一伙聒噪的孩子蹲在未完成的墓碑上面咣咣当当地锤石子，唧唧喳喳地聊着天吹着牛，偶尔要提防被急匆匆赶来的碑匠隔着老远如同赶麻雀一样赶得飞快。

那个年代我们县属穷乡僻壤且信息不普及，县政府门前都是杂草丛生，并没有任何绿化的概念，娱乐设施也少得可怜，唯一的一个游乐园建在烈士陵园里有气无力地运营着，记得那时跳跳床是一块钱一个人，每到周末就有很多怀揣一块钱的小朋友提着水壶在里面一蹦就是一个下午，然而这一块钱是不属于我们这类农村孩子可以经常享用的待遇，然而大人们却总也不让经常看电视，用风扇降温也好，湿抹布降温也罢，玩些小把戏少不了被他们一顿竹笋炒肉丝地乱打，所以大家都没有近视眼，顶多是将《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奇》看个十遍八遍，却怎么也看不够，于是电视剧之外的无聊时间我们就抱团胡作非为，大家伙们总是吆五喝六地结伙蹲在一个老弄堂玩，热浪朝天的日子，这漫山遍野以及老弄堂成为我们的天堂，据说那个弄堂里吊死过一些穷得或者病得没办法生存的人，所以显得又大又幽深而且空无一人，烈日下的阳光打在树荫上映着屋里明明灭灭的，大夏天都散发出一阵凉气，所以也是我们避暑的好去处，即使如此，孩子的意识中是尽量避免恐惧这些字眼，因为越表现得胆小就越被人群排挤，大无畏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王，那时做过最骇人的事便是去吊死过人的大屋里玩捉迷藏，农村的地基不值钱，家家户户的房子都做得大，然而这里的每间房都大得瘆人，能让我们在里头跑上一圈，屋里却是空无一物的，除了门和木梯外，到处都显得空旷极了。

楼梯是木梯子，经过岁月和虫子的侵蚀呈现出一种破破烂烂的腐朽感，散发着长久积累的霉味，这种霉味让这个恐怖的房子像永远在经历下雨的天气，灰尘厚到半指，楼梯上还系着几缕红破布，破布跟这个房子一样老烂老烂地看不出年纪，风一吹过来木门和楼梯就“ 吱呀”一响，烂得丝丝缕缕的红破布便迎风飘扬，将人的魂吓出三丈远，据说那人是在楼梯上悬的布吊死的，然而除了楼梯下也没有藏身的地方了，我总暗自祈祷小伙伴能快点找到我，不然每“吱呀”一声。我内心的恐惧就深一分，时不时联想到死人的脚就在我的头顶飘啊飘，魂魄经久不散，不过你说因为害怕就不去那里了？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死”也不能离群，不然就会“死”得更难看。

有一个叫阿健的小伙伴不知是出于什么意愿，在烂得缕缕的墙皮上抠啊抠，居然抠出了一张灰色的毛爷爷，那个时候的一百元可是惊天巨款，据说是某个老人家藏在里面的私房钱，不过老人家甚是“大方”地手一挥，“找到了就算是你的啦！给你就是啦！”

于是找到了巨款的阿健便献宝似地拿回家去领赏了，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即使阿健肯还给老人家，阿健家的大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大方做个人情更得体，不然撕破脸皮就不好看，小孩子看起来懵懂，其实什么都知道，于是大家逼着阿健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支一毛钱的棒棒冰，不然队伍就要把他“排除在外”了。

弄堂背后是一座秃了一半的山，每到清明节总能烧成一片，不烧的时候就有大人在那里窸窸窣窣地砍柴，远远望去树枝凭空有节奏地晃动，像有蟒蛇出没一样令人生惧，半山腰上还有几座废弃的房子，房子的平顶处和山隔着一米就可以连成一体，我们便不要命地去那里嬉戏，让一个高大的小伙伴拱着身子作桥，连接着山和平顶处，其他小伙伴就随着这个小伙伴的背部一翻身就翻上平顶，或者干脆就爬上爬下以显示自己的胆子大，丝毫不在意交界处下是一片深深的看不见底的沟壑，每次一想到掉下去就摔个面目全非，爹妈都认识不得，我便冷汗直冒，但又定睛一看他们都是一副刘胡兰的表情，便不敢露了怯，就随着他们一起翻来翻去，每翻一阵，心里便哆嗦一下。

农村的楼房都是挨在一起建的，家家户户的楼顶都无缝对接，我们经常挑一个高高的二层楼，蹑手蹑脚地沿着没有护栏的边缘砖瓦一步一步，从这家跨到另家，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又面目可憎，烈日当头我们身上的汗水象征着勇士的血泪，每个熊孩子都显得那么地“傲骨铮铮”，，以至于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总觉得我爸妈打我打轻了，应该将我打得噤若寒蝉。

其实妹丁是很少和我们一起在这些地方胡作非为的，也不在墓碑旁乱锤，她总是捡起一些废石头回自家的屋前开工，她怕挨她妈的打，她妈是一个苦命的人，但凡是苦命的人的日常中总能显现出对于命运不公平的抱怨，所以妹丁经常被打，吃饭慢了被打，走路慢了被打，穿破了衣服被打，出去玩久了被打，我们经常路过她家，总能到她被她妈打得撕心裂肺的声音，每到此时大伙都很有默契地像是不认识一样离她家远远的，每个人都害怕她妈的那副只有嘴巴咧开，而脸部每一块肌肉在僵着的表情，像是几根无形的棉签在支着她的嘴巴努力地延展出表情来，那种“笑”不像笑，倒像是在讥讽着什么。

我听我奶奶说起过，妹丁不止是兄妹三人，上头还有个姐姐，在20岁如花的年龄遭遇了一场意外，“多好的孩子，多漂亮，长得比妹丁漂亮很多，又懂事，对她妈是极好的，为了给她妈在林子里送水出的事，送回来人就不行了。”奶奶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盛着浓得化不开的惋惜感，眼睛望着远处的高山，那是妹丁姐姐出事的那座山，我顺着奶奶的目光，仿佛看到随着她的离去，有些什么飘向山的那边了。

妹丁姐姐死的那一年，她爸也悲痛得病倒了，反反复复病了很多年，家里都靠妹丁的妈妈撑着，我便隐约能理解妹丁她妈为何总是显现出那副苦大仇深的嘴脸，所以小伙伴中数我去妹丁家最勤快，虽然我有时幻想她妈是白雪公主里的继母，泛着阴冷的笑，而暗地里却虐待小朋友，但也阻挡不了我想跟妹丁打交道的欲望，而这种向往中夹杂的最多的是小孩子好奇，还有一点点没有破土的喜爱和同情。

妹丁爸爸死的那年我还有印象，那时我的的头只抵着大人的腋下，跟着我奶奶一起去她家送礼钱，村里红白喜事都得随份子钱，吃红白酒，奶奶将我的手拽着，在人群里东拉西扯地奔走，画面如同摇晃的镜头一样不真实，只隐约记得妹丁站在她家的土房子前端着她爸的遗像，面无表情地听着每个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她的模样冷得像一副黑白画，孤傲地孑立在人群中不悲不喜，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异于常人的冷静感，以至于我跟她认识多年以后，还总想问她一句她关于她那个时候的想法，然而这些话我不敢问，她也基本不提她爸，仿佛这个角色从不曾存在，又像是一块不可直视的伤口。

妹丁对我还算是不错的，有次家人都去送礼，只剩我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正当我准备拆一袋泡面自给自足的时候，妹丁冲到我家，大力而结巴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饭，弓着背揉着肚子喘得一塌糊涂，于是我把方便面袋子默默放下，把因为垂涎泡面的美味而胀满喉咙的口水咽下去，随着她去她家，才有幸见到她跟我说过的，她们母女俩的交流方式。

果然如妹丁所说的那样，两人平时毫无交流，一到端着碗的时候就开始“批斗大会”了，她妈训话的语调平仄而洋溢着百转千回，总让我觉得有种开京剧腔的感觉。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看人家那谁谁，然后手指就指向我，我胆战心惊地看了她一眼，将头深深地埋进碗里就着米饭吃。

妹丁就默默地吃，待她训到话不中听的时候她就两只手用力掰着碗，嘴巴大力地咀嚼着，她妈讲得唾沫横飞，她嚼得饭都出汁来，掰得两只手都发抖，饭停了，话就停了。不过她妈待我算是不错，那天的饭桌我记得，一大碗鸡蛋，这是农村款客用的，在普通家庭饭桌上也不常见的满满当当的鸡蛋，我吃得嘴角的油都溢出来，撑个肚儿滚圆，妹丁从她妈开始训她就赌气只吃白饭，鸡蛋完全没碰，我就“客客气气”地给她留了几筷子鸡蛋，她妈骂完以后将碗一推，推到她跟前气一鼓“你给我吃完我就不骂你了！”

于是妹丁就委屈地吃，眼泪哗啦地吃，她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盯着她看，蓦地叹一口气，这口气很长，很长，倒像是要把什么给叹出来似的。

妹丁跟我聊天时说起，她妈某次将她冤枉得六月会飞雪的时候，她终于将手上的碗掰得“嘎吱”碎成两瓣，妹丁说她妈看着两瓣的碗突然爆发出一声大笑，害得妹丁笑得饭也喷出去老远，喷得只有一盘青椒炒豆角的小桌上到处都是米粒，她说“我活这大，从来没有见我妈笑得那么开心。”她描述那个“嘎吱”时用的肢体语言极其丰富，幅度大到就像碗又重新碎了一次，我们俩笑得前仰后合，有侥幸没有挨打的喜悦，还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莫名奇妙的快乐感，那天残阳如血，日落的霞光照在妹丁身上，像披上了一层柔红的纱巾，称着妹丁的脸，那脸美得就像一副水墨画，那画面太美好，便有了一种不敢直视的虚幻感。

后来我将这事说给奶奶听，奶奶说碗碎是不详的事，预示着分离。

奶奶说完这话不久，妹丁的两个哥哥都各自成家搬出去，家里就彻底剩下妹丁和她妈长年累月地守着那暗不见天日的土坯房，妹丁说他俩成不成家都一个样，都是在外面打工，她妈只会逮着她乱打，她一边说一边挽起自己的袖子给我看她的伤口，散布得到处是的青紫，力度大的泛紫，力度小的泛青，不管青紫，妹丁说话的时候语气总是平静，就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妹丁比我早发育，我还没串个子的时候，妹丁的胸部和她的个子一样迅速地长起来了，我就经常眼馋她的小小的像鸡蛋一样隆起来的胸部，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那好奇感就像跳蚤一样不停地挠着我的痒痒，终于有次我鼓起勇气喊“妹丁。”

她懵懂地答应了一声“啊？”

“你那个怎么肿起来了撒。”

“不是肿，是发育啊。”

“你给我看看撒。”

她就不情愿地把领子撑开，我将头探过去瞅，哦，她没穿内衣，原来女孩子的胸部是这样小巧啊，以后我也会发育成这样，真神奇。

妹丁家附近有个空大的废弃的操场，只要天晴，我们就在那里丢沙包，于是妹丁总能和我们一起玩，我们有时候边玩边给她放哨，只要看到她妈扛着锄头远远走过来了，就会提醒妹丁，然后她就悄咪咪地从操场旁的一个土门一路小跑溜回家，在她妈回来之前端一把小凳子坐在门前择菜，不时偷瞄我们一眼，我们就心照不宣地笑一笑。

偶尔我会嫉妒妹丁，比如她妈叫她去买酱油，她总能“忘记”找钱给她妈，或者找少几毛钱，而这落下来的钱她总能揣在荷包里请我吃东西或者给她自己买小玩意，我一边咬着她请我吃的冰棍一边问她会不会挨打，她告诉我她妈的忘性大，不会想起来，“就算想起来也不要紧啊！又不是没打习惯。”她说话的表情特别像一个纯洁的婴儿，睁着大大的眼睛观察并接受着这个世界，我就特别嫉妒她的这种大无畏的淡定，就算做了错事都如此心安理得，我不行，我一旦做了什么事就畏缩成一只小狗。

上初中的那个暑假下大雨，妹丁家的破屋淹水了，她家的猪逃去我家，她穿着一双黑色的高筒套靴，打着一把黑色的大破伞去我家赶猪，雨水透过破伞的洞流到她的头发上，让她显得既狼狈又滑稽，我俩相视一笑，又悲哀地同她一起赶着猪，那头猪像是一个越狱的犯人，颇有计策地东跑西串拱来拱去，我们两个极小只的身子一扑一个空，东撞西冲地像没头苍蝇，完全拿这头猪没办法，猪的脸上还挂着一副可恶的懵懂，那神情是在嘲笑我们不如它，于是我们干脆就坐在她大妈的屋檐下避雨，等她妈过来救援，我们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从屋檐的隙缝中流下来的雨线在面前汇成一堆，哗啦啦地向马路上涌过去，让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和卡车压得四溅飞起，远处山峰云雾缭绕，袅袅绕绕的云雾向天，向四周扩散，如同仙境，大雨将盛夏的暑气赶得无影无踪，很默契地不发一言，就凝视这雨，这山，这马路，还有马路边上的那几只找不到家的野狗野猫跟我们一样在四处乱串，找避雨的地方。

她突然转过头来，睁着又大又圆，明晃晃的像婴儿般的眼睛盯着我“我以后要离开这里。”

“你要去哪里？”

“不知道。”

我便很知礼地什么都不问了。

那个夏天真热啊，空调还是个稀罕物，家家户户都搬着竹床到屋前的操场上避暑，床一铺，就是我们的天堂，我们躺在上面听着大人聊天，嗑瓜子，看电视，有时去操场边的小沟里扎黄鳝，用灯一照，黄鳝便一动不动，于是猛地一个扎子下去，黄鳝就被“收服”到篓子里了，有时一起约着去河边摸石头，石头上的图案精美而别致，弯弯曲曲的好像银河，我总是像看八卦图一样细细研究石头上的纹路，一坐就是大半夜，那时路边还没有什么车，一到晚上就只听得到山那边传来的一种叫“几”的野兽的叫声，以及阴沟和稻田里传来的青蛙和虫鸣声。我们躺在竹床上看着幕布一样的天空，数着上面的星星，却避开用手指向月亮（怕被月亮割耳朵），一边想象着长大以后我们的样子，长大在我心中是一件太遥远太遥远的事，远得根本就触不可及。

暑假过后我们就上初中了，她大我一级，偶尔会结伴一起去上学，但是各自都拥有各自的伙伴，我们那一群熊孩子也渐渐失散，有些跟随父母去了武汉，成都，那些难管教的便去了私立学校，那几年经济似乎慢慢好起来，大家都没那么穷了，手机渐渐流行起来，我们中有个叫“姗姗”的女孩，父母从荆州来我们村庄打豆腐，她便从小学一年级跟我们一起玩到六年级，后来要回荆州去读初中，临行前我们一群小伙伴还流下来几滴分离的眼泪，说好一定要保持联系。

于是我们渐渐通了几次明信片和零碎的信件，每寄过去一封信，我便天天盼望着她的来信，骑着自行车送信的邮差笑眯眯地把信递给我，我就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恩赐一般。

她在信上说她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和伙伴，还拍了校园的的景色给我看，明信片的封面就是她的学校，拥有着大大的喷泉和建筑，景色跟我们村里完全不一样，那是属于大城市的风光，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后来不知道是谁先没回信，就这样渐渐失去了联系。

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不仅是空间的距离会让人渐行渐远，还有时光，而时光是最残忍的东西，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却又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分离，哪天突然回想起来，啊，原来有些人有些事就真的回不来了。

后来老房子被拆除，弄堂被推平，连同半山腰上的那些房子也在我的记忆里杳无踪影，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家家都做起了贴着富丽堂皇的外墙瓷砖的洋楼，每家每户都安装上了电脑，小孩子们不再成群结队地一起漫山遍野地玩，怕人贩子，怕路边大大小小的密集的车，空调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于是竹床便没有了用处，或烧，或卖，总之很多年没看见了，有时候朝山那边望去，那郁郁葱葱的仿佛不是我的童年。

在我18岁实习的那年，妹丁从遥远的山东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天大消息，她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是我奶奶告诉我的，我便像要去质问一般，以至于见到她后，人还没落座便夯夯实实地甩出来一句“听说你要结婚了”

妹丁还是老样子，穿着朴素的衣服，抬眼看着我，那眼神里有一丝不可置信，她机械地“啊”了一句，像是回答自己。又好像告诫我再问其余的话便显得多余了，但我还是问了。

“你老公是哪里人？”

“山东的。”

“嫁那么远？”

“是啊。”

“以后不就很难回来了？”

“是啊。”

我很想问她嫁这么远会不会想家，一想这话似乎问得太矫情，人都要走了，问这话还有意思吗？

于是我满怀感伤地在她家待到大半夜，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繁星点点，我们一人端一把椅子坐在她家砌着两层洋楼的水泥操场上，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了，房子，人，心情，都不同了，她看起来有些话想对我说，像鼓起勇气一样看着我好几秒，我看她的话都要到喉咙了，是最终还是咽了下去。

我说“你以前说过你想离家远远的，你还终于做到了，不错嘛！”我拍打了她一下肩膀。

她有些不好意思得抿着嘴笑，然后对我说“谁叫人家从小拿着筷子头吃饭呢？”

老家有个说法，拿着筷子头吃饭的人长大以后会离家远，只是我没想到长大以的妹丁也会说“人家”二字，妹丁变得会撒娇了。

我们说到彩礼，嫁妆，两地的风俗，她和她老公之间的一些甜蜜趣事。突然就发现没什么话题可以继续了，我们相顾无言，就像中间隔着长长的空白，这种空白已经没办法用任何东西去填补，以前在一起上山下河，一起睡在帐子里疯笑打闹，一起躲在林间相互说着对方小秘密的镜头如同潮水般涌来，却是已经回不去的了。

“我们以后常联系好吗？”我心虚地问了一句。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给她，“记得给我打电话！”

她“嗯”了一声，看着天上零落的几颗启明星，眼里的光跳得很远很远。

我便回过头往家里的方向走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童年的伙伴都赶过来参加妹丁的婚礼，妹丁的婚礼很长很长，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梦里的小伙伴们穿戴整齐，而面目都是模糊的，但都能看出来大家的表情都非常喜悦。

然而婚礼上她的小伙伴只有我一个人，婚车把妹丁接走的时候，我流了一路的泪水，不知道是哭远嫁的妹丁，还是哭我那和妹丁一起嫁走的童年。

过来几个月，奶奶告诉我，妹丁生了个女儿。

“我说为什么急忙忙结婚，原来是怀孕了，她没跟你说？”

“没有。”我摇着头笑着，内心并无一丝波澜。

“希望她过得好。”

几年以后我又遇到了妹丁，在同村人的一个喜宴上，席间突然遇到很多儿时的伙伴，不知道谁先开头，大家互相说着世道艰难，书难读钱更难挣。一年到头苦个没完还是存不到一分钱，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些被时间摧残过的沧桑。

妹丁说，“一言难尽，我公公瘫痪啦，一家人靠我们夫妻俩在厂里打工，哎呀现在还有两个孩子了！两个！”妹丁的手比划着，将酒杯一饮而尽，嘴巴抿成一条线，像咽进去的是她的苦水。

另一个伙伴说“你还说，我一个月就2000，上有老下有小，去年刚刚离婚。”说话的这个伙伴上个月刚刚去我开的店里应聘，本来决定好了来我店里上班，后来发现我的照片印在营业执照上，便就找了个借口推脱了。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连死人的房子都敢去捉迷藏，哪里知道长大以后世界这么残酷，我都30了，女朋友还不知道在东南西北哪个角落。”这是捡到100块就像捡到全世界的阿健大着舌头说话的声音。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发现还有个人没吱声，“你呢？”这时有人问埋头默默听着他们说话的我，我一抬头，发现大家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就像打了个探照灯，我咽了一口雪碧，看了一眼那个去我店里应聘的伙伴，刚好撞到她的眼神，那目光复杂得无可言说，我说“还行吧，就是嫁的远了些。”

一瞬间我很庆幸自己没买车，没有招摇过市地接受别人羡慕的眼光。

我也没有说我这些年吃过的苦和受过的荣耀，在我心中，这一切都和快乐无关，我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漫山遍野疯跑的熊孩子，她努力地活在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