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职务犯减刑从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与过去相比，实际服刑时间变长。
以一个判处10年的职务犯为例，2014年以前，至少可以减3年。当然，还可办理保外或假释，也就是说在监狱里的实际服刑时间一般6年左右即可。
以2014年中政委5号文件为标志，职务犯减刑假释开始逐步规范，减刑程序多审核严，幅度大幅降低，保外和假释全部收紧。
二是与普通犯相比，减刑幅度低。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法释〔2016〕23号），明确最高减刑幅度一次不超过9个月。
此时，职务犯和普通犯在减刑幅度上并没有区别。
到了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法释〔2019〕6号），明确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交付执行的职务犯，一次最高减刑不超过6个月。
除了幅度有区别外，首次呈报时间和间隔时间也不同。
还是以判处10年的职务犯为例，过去首次减刑是入监2年即可，再次呈报减刑间隔期是1年半，按新的补充规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
三是减刑审查严且周期长。
从2014年开始，职务犯罪减刑呈报逐步规范从严，比如报省级监狱主管部门审查，需要开庭审理。
2021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减刑。
职务犯的减刑除严格遵循个人申请呈报、监区民警集体合议、监区公示、监狱减假释评审委员会审查、监狱长办公会审核、呈报法院裁定的同时呈报检察院全程监督等基本环节外，还要报省监狱管理局审核后，再报法院开庭审理，其中副局级以上的要报省委政法委、省纪委监委审查。
由于职务犯从呈报到裁定下达环节多，导致周期很长。
我当时进的监狱，职务犯减刑需要9个月至1年才批得下来，有时会拖到一年半左右。
由于周期过长，必然导致职务犯减刑次数相应减少。
还是以判10年的职务犯为例，按新的规定，一般就只能减两次，每次减4至5个月，总共减刑就在10个月左右。
总体来看，2019年出台的这个“补充规定”，就是要对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判的职务犯减刑从严，可以理解为要比刑法修正案八判的职务犯减得少。
为啥会出现这样的规定呢？其实，根本原因是“刑法八”和“刑法九”量刑不一样！
“刑法八”的量刑标准不仅起点低，而且起刑重，用一个最简单通俗的说法，10万就可以判十年，相当于1万就可以判一年。
假若受贿100万元，“刑法八”量刑必然是十年起步；“刑法九”量刑可能就是3年半。
我那些“刑法八”判的狱友，基本过了20万就是10年，70多万、90多万判十几年的也不少。
有人会认为，因为“刑法八”和“刑法九”判决时，钱的含金量不一样，就是说那时钱更值钱，但实际上还不能完全这样理解。
“刑法九”自2015年11月1日实施，此前判决依据的都是“刑法八”，比如2014年、2013年判决的，特别是2015年11月前判决的，有的就只差半年甚至是一两个月，量刑之间却存在很大落差。
举一个例子，2015年10月宣判时，一个人受贿1000万被判了无期，而过了这天宣判的，同样的受贿金额就判了10多年。
这种巨大反差，不仅是“刑法八”判的人觉得不公，而且导致有的公众认为“刑法九”量刑太轻。
或许正是在这个背景和因素之下，就从减刑上对“刑法九”实施后判决的职务犯进行了从严。
单从量刑而言，可以这样说，“刑法九”后判处的职务犯，还是获得了政策和法律的利好。
其实，不少职务犯和家属，感叹职务犯减刑难的背后，是纠结罪与罚是不是真的相一致，说的直白一点儿，就是没见着钱，还赔了钱，还减刑少，坐得时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