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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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展转石家庄、开封，最后决定在北京落脚。我自认为，混入大城市相对安全，这里外来人口众多，不易察觉。走出北京火车站，我在车站附近一个胡同里的一家中介所获得一个地址，付了钱，我裹紧大衣，乘上公交汽车，来到丰台西南方位五环外的一处外乡人聚集区，此地不见都城痕迹，一条新建的板油马路积满浮土，通向一个建筑工地。工地那边不时地传来机械轰鸣的噪音，轰鸣声遮掩了我心中的恐惧，也减轻了我些许害怕。
按照地址，我找到一个建成不久的青年公寓。三座十二层高呈品字形状的大楼，最底层是地下室，地下室正在招租。前来承租的都是北飘一族。我用假身份证登了记，房管员也没有多问，像接待一个平常的顾客。房屋主管为一中年妇女，听她说话，可以肯定是江南人士，一口让人听不太懂的吴侬软语，在我听来好像似日本语。她说起普通话，倒是甜腻腻的很悦耳，像小姑娘的声音。
我跟着她小心翼翼地下了陡峭的楼梯，钻进地下室，穿过狭长的走廊，转了两个弯，在长廊的一个拐角停下。女房管从手里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个打开房门，房门开处里边一片漆黑，温暖的潮气扑面而来，一束微光透过一扇小窗斜射进屋，却照不亮屋内的黑暗。
女房管开亮电灯，这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居室，一张单人木板床孤零零地横卧在地。这屋是整个地下室面积最小的房间，房费每月三百元。此为城乡交界，远离都市，如此便宜的房价，在偌大个北京就是打着灯笼也难寻觅。
晚上，我躺在阴暗闷气小屋里的木板床上，就像一只老鼠躲藏在地洞里。在我身上耸立着一座人间高楼，总感觉有一座大山悬在上面，压在心头，窒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初来都城，我一夜十惊，害怕遇见警察，不敢出屋。可是不出去怎么行呢？眼下，我手头仅有两千元钱了，不能坐吃山空，要找份工作。我胆怯地在地下室躲藏了十多天，自我感觉危险减轻，就大胆地钻出地下室，去找差事。
首先我去眼镜店买来一个宽边墨镜，戴在鼻梁上。再去售报亭查看这几天的报纸，看看上面有没有通缉令，又浏览了整版的招聘广告。我的身份证是假的，不敢去那些比较正规的公司应聘。然而除了画画，我别无技能，而大部分公司只招聘业务人员，推销产品抛头露面的差事我岂敢接受？适合我的，是少于外界打交道的差事。
我很幸运，有一家企划公司招聘美术创意人员。我迫不及待，迎着冬日里的阳光去这家公司应聘。一路上，我戴着墨镜，在墨镜后边看世界，冬天里的街路有些黯然。四处望去，我发现，满大街唯独我一人戴墨镜，太特别，太显眼了。如此扮相，反而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幸亏发现得及时，我摘下墨镜。就在这时，两个巡警骑着摩托车从我身旁驶过，吓我一跳。我战战兢兢地往前走，按照广告上的地址，在中关村一座写字间大楼找到了这家公司。
踏进旋转的大门，步入大厅，我立马感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未等我走至电梯口，便见步行梯上走下三名警察，其中一个手提照相机。吓煞我也，手都凉了。警察一定是早有预谋，在此等我入瓮。我本想跑出去，两条腿却像灌铅一样地沉重。再说，我也不能如此惊慌啊！在这个时刻，我若不够沉着，慌张起来，反而会引起警察的注意。
正在此时，电梯下降到一楼，七、八个白领青年走将出来。一楼大厅不在沉寂，一下子就有了活力。白领青年们一边说话，一边穿过大厅。趁此混乱之机，我随这些年轻人走出大门。步出大门，正赶上一辆警车鸣叫着呼啸而来。我再次受到惊吓！我顾不上许多，加快脚步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路奔跑，一路风声鹤唳，一路草木皆兵，我满脑袋里都是警察。我避开大路，专拣胡同小路而行。耳畔，总有鸣响的警笛声。我害怕有人跟踪，不敢直接回到住处，乘上公交车，没坐几站就下了车，又钻进地铁车站，乘环线地铁绕了一大圈，之后走出地铁出口。我走在胡同小巷，每到路口拐弯处，我都要紧跑两步以甩开跟踪我的“尾巴”。
我在北京城绕了好大一圈儿，直绕得饥肠辘辘，天色将黑，才披着夜色潜回到地下室。进到我的住处反锁房门，双腿一软，扒在了木板床上。我的全身就像秋风吹动的小草，在瑟瑟发抖。
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了。笑我怎么还敢公然去应聘？这有多荒唐。我命案在身，岂能像常人那样在上帝的乐园呼吸自由的空气？从此，我打消了做白领打工仔的念头，那颗无着无落的心就像一片飘零的树叶，不知要被冬天里的寒风吹到哪里落脚。
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是我的脑袋出了问题，还是世界上的人都跟我过不去，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好像在抓我，用审视的眼光看我。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紧捏着我命运的咽喉，稍有不慎，我就会被捏得粉身碎骨。我整天提心吊胆，不敢见人，尤其害怕警察，每当我走在大街上与交警相遇，我就要低下头或转过脸，并想办法迅速离开，就连碰见戴大沿帽的保安人员都会把我吓出一身冷汗，逃亡的生活叫我胆小如鼠。
为了保住性命，我学会了孤独，非要必须办的事儿也只能和办事的人说一两句话。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中，我沉默下来，在这样人满为患的大都市里，我就像在荒漠的戈壁滩跋涉。为了活命，我忍受这个世界回报给我的孤独和痛苦。犹如老鼠，我躲藏在地下室里，超市里的馒头、咸菜、街头小摊贩兜售的廉价盒饭，伴我度过近两个月难熬的冬日。
在无事可做的日子里，我发现时间走得比蜗牛的脚步还要慢，我什么时候才能熬过这黑暗漫长的逃亡生活呢？
我手里的钱在一天天减少，没有收入，坐吃山空。我要找一份工作，寻找一份活命的差事。当冬末的某一天，我走出地下室，大胆地戴上墨镜，脑袋瓜上还扣上一个黑色的遮阳帽。
数日后，我终于在丰台火车站找到一个装卸工的差事。工钱，每月五百元，这是我活命的甘泉。我退掉了地下室的房间，住进车站的一个工棚里。在火车站，我一干就是半年多。为了避免在一个地方干得时间过久，暴露自己的底细，再说这差事实在是太累了。
我毅然辞掉了这份差事，再次住进北漂地下室。后经多日艰难地寻找，我在一家鲜族冷面店某到一个专为小店烧炭火炉的工作。这份工作，属于熟练工种，是在小店外紧邻街口的胡同旁烧炭。烧炭火炉专供来此进餐的食客吃烤肉使用。我在一个敞口的小炉子里加添上焦炭，点上火，拉动风箱，将炭火烧旺，然后把一根铁条插在炉耳处，双手紧握铁条，拎着将炭火炉送到食客的餐桌上，再罩上一个铁制的网格盘子。
每天烟熏火燎，两眼烧得通红，双手、脸颊熏得黢黑。如此工作，每天要做上百十次。
有一天，我在烧炭，看见有一妇女手牵一个8、9岁的小男孩儿，路径街口。听那妇女严厉地斥责男孩儿：“你再不好好学习，长大就得像他一样。”
是啊，小孩子长大后可别像我一样。
我每天上午十点去冷面店上班，夜里十一点下班回到地下室。
有一天，我已经累得不成样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往住地走。两辆警车鸣叫着从我身边驶过，吓我一跳。我把脸背过去，警车疾驶而过。我沿着小路继续前行。当我走到北漂公寓时，发现那警车正停在地下室出口的大门前。
我眼前一黑，顿觉天昏地暗，“不好！是来抓我的！”
想到此，我转身就跑。因为无路可逃，当晚，我就睡了在工地大墙外的一个管道里，在早春刺骨的冷风中熬过了难眠的一夜。
北京不再安全，我逃离都城，去了更为陌生的广州。
请看下集 —— 躲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