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鲁迅

我们究竟要做一个“不通世故”之人，还是“深于事故”之人呢？鲁迅先生的话里话外似乎隐藏着中国人惯有的文化属性——中庸，一言蔽之，既不能不世故，也不能太世故。

刚参加工作时，不止一位长者向我传授过职场之道。他们无一例外地说，社会是一本大书，有着比课本更繁杂，更深刻的知识。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们所说的“知识”究竟所谓何物，心想：难道跟学校老师讲的仁义礼智信不一样？

多年后，我才知道社会的大书上就写着两个字——世故。

一个朋友，为人踏实能干。一年，他的同事升职，善意地提醒他说：“领导有意让你接手我的岗位，你要加油喔。”朋友听了甚是欣喜，觉得领导还是把他的努力看在眼里的。正当他沉浸在岗位变动的期盼中时，上级调来了新同事，并让新同事接替了那个岗位。事后，升职的同事抱怨他说：“你这家伙，都跟你说了领导有意让你接手这岗位，你怎么就不懂事呢？”朋友跟我讲起这事，我第一次理解了世故。

所谓世故，即处事经验和技巧，亦称情商，是并驾于智商的另一种社会生存能力。世故本无褒贬，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他有两套处世体系：书本上的，以儒家传统伦理为基础的，放在台面上的，理想化的处世体系和社会上的，口口相授，言传身教的，上不得台面的，世俗化的处世体系。这两套体系多有相悖，二者互不相服。“不通世故”之人常被称为书呆子，“深于世故”之人又总被冠以老道，狡黠的名号。不通世故之人是可怜的，他们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深于世故之人是可怕的，与之交往得要多留个心眼。

在教育人眼里有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多数在学校守规矩，听话懂事，成绩优异的孩子到了社会上并不一定能风声水起；反而是那些调皮捣蛋的规则破坏者，能如鱼得水。这曾让不少教育者对自己的职业信仰产生过动摇，也让不少优秀的学习者感到困惑。

期末阅卷，五年级学生的几篇作文让我震惊。他们写读《西游记》有感，评价孙悟空是个趋炎附势之徒，说他见到没有后台的妖怪就一棍子打死，对有后台的妖怪总会放过一马。还有学生读了一些励志书籍，表达了自己对成功的向往，但他们却在读后感里说自己渴望成为大明星，长得又高又帅，这样既可以挣到许多钱，又能吸引到漂亮女生的眼球。凡此种种，不一而就。

小学生，十来岁的娃，竟能如此世故，让我震惊之余，亦深感忧虑。想想这些孩子初入学时的样子：女孩子扎着漂亮的小辫儿，穿着艳丽的小裙儿；男孩子挺着健硕的小身板儿，眨巴着可爱的大眼睛。他们有着人世间最清澈，最纯洁的心灵！我想，每个教育人都会告诉自己：一定要用最美好的思想来滋养他们的心田，浇灌出最芬芳的花朵。

可事与愿违。信息时代，各种思想鱼龙混杂，真伪善恶并存，学生们难免受其影响。很多孩子，小小年纪便能在生活中表现出圆滑，狡黠的一面：他们懂得如何维系同伴关系，如何讨好师长，如何在犯错时避重就轻，而且他们常以世俗化的眼光来看待人事，把教育当作是心灵鸡汤。

长远来看，过早的世俗化是有害的，它只会让学生早早地丧失理想信念，培养出的不过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班里有个女孩子，机灵可爱，成绩优异，二年级时的一次课间闲谈，我问她：“你这么努力读书，是为什么呢？”那孩子用甜甜的声音回答说：“为复兴中华而读书！”她的回答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四年级时，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问学生怎么看待“读书是为了光耀门楣，为了挣钱，为了当大官”的观点。班里大部分孩子都认为持这样的观点是合理的，而且还能讲出一大堆的道理。考虑到现实的情况，我并没有否定学生们的看法，只是告诉他们，人类的未来需要更多像周恩来一样有远大理想的引领者。

过度世故化的社会，必然造就功利化的利己主义者。有人批评说，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唯名利耳，再难更高了。朱光潜先生在《谈处群》一文中，也批评道：

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做官，做官的最大目的不在为国家做事，而在扬名声，显父母。

一个世故化的社会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在朱光潜先生看来，中国社会自古便存在世故与清流两派。清流者孤芳自赏，世故者以利结党。清流者不肯同流合污，便超然世外，于是，公众事业便落到了狡黠者手中。这是极为不幸的。放眼当今之社会，世人逞其狡黠以得利，“老实”义为“无用”，“恭谨”义为“迂腐”。

心无旁骛，万事可破。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得依靠那些心系人类命运，有真才实学，有实干精神的“老实人”。说到底，深于世故的狡黠者，不过是逞一时的小聪明，谋一己之私而已。

朱光潜先生还说：

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个社会的状况大半是由教育和政治形成的。

为此，教育者与政治家当反躬自省。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如君子般坦坦荡荡，而不应如小人那般长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