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同性恋现象早有迹可循。

《越人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触及同性情感的经典之作，承载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据西汉刘向所记，春秋时期，鄂君乘船出游，越人船夫以歌传情，倾诉对鄂君的爱慕。鄂君领会歌意后，与船夫同榻而眠。那“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诗句，跨越千年，仍能让人感受到那份隐秘而炽热的情感。

“龙阳之好”的典故同样源远流长，源自战国时期魏国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故事。一次，两人共船垂钓，龙阳君忧虑魏王会因遇见更美的男子而将自己抛弃。魏王为安抚他，特下令全国禁止谈论美人，以彰显对龙阳君的专宠，这段佳话也成为了同性之爱的经典典故。

“分桃之爱”同样出自古籍，《韩非子·说难》中记载了卫灵公与男宠弥子瑕的故事。一日，两人同游果园，弥子瑕品尝到一个极为甜美的桃子，出于对卫灵公的喜爱，将咬过的桃子递给了他。卫灵公不仅不介意，还夸赞弥子瑕爱己至深，甚至忘却了自身的口味。然而，当弥子瑕年老色衰，失宠于卫灵公时，这件曾经被视作恩爱的举动，却被卫灵公列为其罪状之一。

西汉时期，同性恋现象在皇室尤为显著。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同性伴侣，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成帝的张放，哀帝的董贤等。其中，汉哀帝与董贤之间的故事更是衍生出了“断袖之癖”这一成语。为了不惊醒熟睡的董贤，汉哀帝不惜割断自己的衣袖，这份小心翼翼的爱意，成为了同性爱情的千古佳话。

明代晚期，京江醉竹居士创作的《龙阳逸史》别具一格。全书共20回，以拟话本的形式，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二十个江南卖身少年（即“小官”）的故事，每回还配有诗词概括故事大意。不过，该小说多侧重于描写同性间的性行为，对两情相悦的纯美同性爱情刻画较少。

同一时期，《宜春香质》和《弁而钗》等男色小说相继问世，与《龙阳逸史》共同构建起晚明颇具规模的同性恋文学体系，从独特视角展现了晚明的社会风貌。

此外，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也多处出现同性恋情节的描写。

清代，经典名著《红楼梦》也未避开这一题材，书中既有贾宝玉与秦钟、蒋玉菡之间精神层面的暧昧情感，也有薛蟠在学堂结交“契弟”、贾琏找小厮泄欲、养娈童，以及贾珍小厮间暗示同性性行为的情节。

而在女同性恋方面，藕官、菂官、蕊官三位唱戏的女孩，因长期在封闭环境中扮演夫妻，逐渐滋生出类似夫妻的情感，这种特殊的“境遇性同性恋”也为《红楼梦》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同时，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作为一部笔记小说，其中也不乏关于同性恋的记载与故事。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但其独特的性取向也鲜为人知。

他在《板桥自叙》中坦言：“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然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有一言干与外政，即叱去之，未尝为所迷惑。”从这段自述可知，郑板桥虽好男色，但深知那些陪伴他的少年多是贪图钱财。

他出身书香门第，幼年家道中落，三岁丧母，由继母与乳母抚养长大，自幼在父亲指导下学习作文联对。成年后，他穷困潦倒，以卖字画为生，却意外因作品结缘，娶得饶夫人之女五娘。后来郑板桥高中进士，夫妻二人恩爱一生，由此可见，他并非单纯的同性恋者，而是双性恋，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将同性恋视为大逆不道、严厉打压的态度不同，中国古代社会对同性恋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同性恋行为一般不会影响古人娶妻生子这一基本且重要的社会使命，因而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伦理并无直接冲突。

同时，同性恋行为不会导致怀孕，也就不会扰乱古人极为重视的血缘宗法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同性恋态度暧昧，并未将其视作洪水猛兽。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一夫一妻制确立后，受传统“娶妻生子”观念的束缚，人们对同性恋的接受度降低。

但如今，“丁克家庭”的出现，以及幸福婚姻的基础更多地倾向于“经济基础好、感情好、性和谐”，而非单纯强调生育，这也反映出社会观念在不断进步，对多元性取向的理解与包容度逐渐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