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经过数百万年风雨侵蚀呈现出现在千沟万壑的景象，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就艰辛得生活在这里的每一条沟壑里。我的家乡坐落在太行山西麓，山西省武乡县一个名叫泉江的小山村。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景象，即使在草木最茂盛的夏季依然遮不住黄土的底色，就像旧社会穷人身上褴褛衣物难以遮住身体皮肤，到了深秋和冬季这里就完全是一片土黄，山是黄色、地是黄色，路是黄色，窑洞是黄色，连人的皮肤夜是黄色，要是刮起风来天也会变成黄色。这里十年九旱，不仅种地特别艰辛而且收成甚微，如果遇到连年干旱不仅粮食没收成，人畜饮水都困难。我的爷爷奶奶以及先辈都生活在这里。

根据《李氏族谱》记载，我们李氏可追溯至唐宋年间，在北宋末年其中一支从临县黎城迁居武乡，在此繁衍生息。《祖义坟碑序》（乡贡进士李俨撰）记载李氏祖先“族胤十数家，怡怡相睦，尤谨于礼法，以文字钓富贵者代不乏人。”“坐亲属于堂上，尊者尊处，卑者卑列，以正父子，以睦兄弟，灿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不醉以酒而醉以礼，不饱以食而饱以德，周旋袭裼和气薰蒸于几席之上，揖让升降礼文交错乎阶仕之间。俾乡人目之者佥曰李氏之族胤如此其昌炽耶，李氏之家风如此其肃正耶，莫不仪而化之，长幼有序，上下有别，无乖争凌犯之变也。”可见先祖家风严谨，孝悌和睦，品行端正。家族先辈们只能通过《族谱》上有限的文字去了解和想象，仿佛天边连绵不绝的一座座黛青色的大山，真实存在过又遥不可及，我对他们充满崇敬和感恩。我真正了解的先辈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像对面的高山，如此亲近又那样高不可及，如此平凡又那样伟岸。爷爷奶奶一生都在艰难困苦中砥砺前行，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但在他们艰辛的故事里可以感觉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像泉水般汩汩涌出，看起来不大但永不枯竭，貌似柔弱但方向坚定，穿过山石初心不变，流过沙土依然清澈。

我记忆中爷爷奶奶总是穿着那个时代标志性的，黑色或深蓝色的，宽大厚重，有些臃肿的袄。爷爷中等身材，有点瘦，古铜色的脸上有刀刻般的皱纹，留着两三寸长花白的胡子，虽然年纪大了行动稍有迟缓但他的眼睛却非常有神。奶奶也是中等身材，满是皱纹的脸白白净净。奶奶晚年看不见也听不见，她会一个人长时间盘腿坐在炕上，嘴里一会儿就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好像是在自言自语，谁也听不懂。

爷爷奶奶住的老院子坐北朝南，院门是木头门框，门板是爷爷用一排葵花杆整齐地扎成的。一进院门就能看见一棵两个人才能搂的住的大槐树，古枝遒劲，绿叶新发，犹如一位安详、沉稳的老人。爷爷也不知道这棵树的年龄，他记事时这棵树就已经很大了。1946年至1948年故乡掀起了土地改革的大潮，家里很多财产都没收后分给其他人，其中就包括这棵树。后来过了几年政策有所改变，人们可以把以前的东西赎回来。爷爷他们兄弟几个就想尽力把老槐树保住，老大出了半担粮，老二和爷爷一起出了半担粮，老五出了一担粮，兄弟们在口粮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共出了两担粮到村公所把树赎了回来。大槐树的树杈上经常挂着去年秋天收回来的金黄的玉米。院子正面三孔窑洞，爷爷奶奶住中间那孔，叔叔家住西边那孔，我们家住东边那孔。窑面中间有“天地窑”，逢年过节供奉天地用。窑面上挂着奶奶用线穿起来的红枣、南瓜片之类的，还有一个用来装种子的大葫芦。东面有两孔大窑洞，没有门窗，里面放着扫帚、箩筐等东西。南面是两间瓦房，一间里放着一张铁床和两个大箱子，另一间里放着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瓮和陶罐，这些都是存储粮食用的。南房的窗上挂着镢、镰刀、连枷等农具。爷爷奶奶住的窑洞的门是木头做的，门框和门板都不平整，关上门都有很大的缝隙。进门右手边是炕，占了窑洞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有大约一米高，炕沿是木头做的，用的时间长了油光发亮。炕的外面是窗户，木制的窗格用毛纸糊起来。炕里边是土灶台，炕是中空的，灶台的烟会经过炕从挨着窗户的烟囱冒出去，这就是典型的火炕。窑洞最里面是石仓，石仓里放着粮食。窑洞里还有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子、一个水瓮和剩下仅可转身的空间。桌子上面挂着一个褪了色的木制的老相框，里面镶着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相片，黑白照居多。炕里面的墙上挂着一只煤油灯，每到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在如豆的灯光下一家人一起吃饭，有时爷爷就端着碗边慢慢吃边给我们讲一些他在和顺山上的事。

爷爷李德絪出生于1909年，也就是“宣统元年”，那是风雨飘摇，饥民遍地的清朝末期。李家这一支也失去了先辈曾经的荣耀和富足，随着国运江河日下，我们家也变的极度贫困，一家人只有三分地，缺吃少穿、忍饥挨饿已是常态。尽管如此，家里的家规依然非常严格。爷爷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爷爷弟兄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到井上打水的时候，力气小，装满水的桶提不上来，老大就在最前面拉住绳子，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依次在后面一个拽一个，一起把装满水的木桶拉上来，然后轮换着抬回家。有一次给牲畜切草，老大掌刀，老二按刀，爷爷放草，刀是大约一米长的铡刀，草要切成大约一寸长短的方便牲畜吃，放草的人要双手掐住草，切一刀草就再往进放一寸，草要掐紧才好切，所以放草人的手离铡刀很近，爷爷一不小心把食指伸进刀里就被连草带食指一起切了下来。所以我记忆里爷爷的右手食指缺了一节，但他什么活都干。

由于极度贫困，锅也快揭不开了，老爷爷就让年仅十三岁的爷爷去离家200多里的和顺县一处叫胡家背的大山里种地。由于山大坡陡，没有人愿意在那里耕种，所以地租很便宜。爷爷，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开始在大山里开荒种地。山里没有平地，耕种难度很大，要先把树都砍倒烧掉，然后在山坡上种粮食。山坡很陡，人就只能站在坡下用的短把镢一步一步往上刨土。大山里气候比较冷，不能种普通庄家，只能种土豆、荞麦、大豆这类耐寒、生长周期短的农作物。爷爷说山里野猪多，一头野猪一个晚上能拱一亩多的土豆地，所以从种下土豆的那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得轮流扛着火药枪看野猪，直到秋天收获完成那天为止。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要比平地耕种多付出几倍的苦力，没有平坦的打谷场，只能用连枷（一种农具）一下一下把粮食打下来，靠人力和牲畜运出大山到附近的寒王乡上卖成钱，然后带回家。大山里不仅耕种辛苦，吃穿也无法保证。爷爷刚去时穿的补丁衣服、鞋很快就穿烂了。虽然在山里“多见石头少见人”，但毕竟十几岁的人已省得羞丑，只好用带叶子的草编一个圈，捆绑在腰间遮挡。而脚就没办法了，只能光着脚干活，即使到后来二、三十岁了每年家里也只给做一双布鞋，很快就会磨烂，所有爷爷在大山里大部分时间是光着脚的。开始的时候他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拔一拔脚上的刺，时间长了他的脚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可以把刺踩平，即使有刺扎到脚上也不疼。吃的主要是糠炒面，把糠和玉米炒了后磨成很粗的面，装进大瓮。吃的时候挖上一碗拌上水吃。如何难以下咽就甭说了，只说这种食物营养极低怎么能维持山里艰苦的体力劳动。爷爷回忆说糠炒面吃上拉不下，大便时得找根细木棍抠肛门，否则排不了大便。爷爷在山里住的是树枝搭起来的窝棚，上面盖上草涂上泥。后来在土层比较厚的地方打了一孔小窑洞，住着蔽风点。山里鸟兽虫蛇到处都是，睡觉的时候身边到处是“沙沙”的爬虫声音，不知道是蝎子、蜈蚣、蜥蜴还是其他什么爬虫。有一次，爷爷睡醒发现被子上圆圆的盘着一条蛇。在晚上看庄稼的过程中爷爷曾几次遭遇过豹子。有一天晚上他以为看到个树桩，结果走近一看是一头豹子正把身体蜷缩成一团准备睡觉，爷爷吓得气都出不上来。爷爷说遇到豹子就不用看野猪了，野猪绝对不敢来豹子附近拱土豆。爷爷还说遇到豹子要从它的下面走，不能走它的上面，否则它可能攻击人。爷爷他们晚上点的是松树油灯，烟很大，很呛人，但是就在树油灯下爷爷晚上还认字读书。爷爷去山上的时候完全不识字，在山上过年想贴一副对联都不会写，只能用碗托蘸上墨汁在红纸上按一排圆圈，然后贴到门口算是对联。在大山里冬天爷爷没什么事就请来教书先生教他认字学《三字经》，后来在山上过年爷爷就能写对联了，他直到晚年他都能背诵《三字经》，而且孩子们给他写的信他基本能读下来。

由于爷爷和他的兄弟们二十多年的辛勤劳作，家里也逐渐殷实起来，最多的时候家里有一百多亩地，胡家背有半座山，在镇上开有粉坊、油坊、醋坊等，雇有几十个长工，牛马几十头，粮食一囤接一囤。正在生活蒸蒸日上、由贫转富时土改的大浪潮席卷了这片土地，家里绝大部分财产交公。爷爷把胡家背大山上所有的家当、农具、牲畜都扔下只身跑了回来，光耕牛就留在大山上几十头。辛苦了三十年后又突然跌落回贫穷的起点。富足生活还没来得及坐下来享受哪怕一天，就如幻象般一闪而去。望不到头的艰辛生活切换了场景，却没有哪怕短暂的缺席。

此后爷爷再没去过胡家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念叨着想回和顺山上看看，可是没有实现。爷爷的遗憾就是我们难以释怀的愧疚。2015年爸爸、叔叔、哥哥和我特意去和顺县找到了寒王乡郑家峪村胡家背这个地方，找到了爷爷他们当年耕种了三十年的大山。现在那里已经是大树参天，一派原始森林的景象，毕竟爷爷他们离开那里已经七十多年了。当走进大山时我们都非常震惊，那里的山坡角度大约有30度，人爬上去都得手脚并用，当时爷爷他们是怎么耕种的？路只是羊肠小道，大部分地方只能一人通过，最宽最平的地方也只是三、四米宽，二十多米长的缓坡，他们当年是如何把粮食打下来的？我们找到了爷爷当年住的小窑洞，洞口小到只有趴着才能进出，里面也很小，只能容下一两个人躺下。看不到这些我们难以想象爷爷当年的生活，可是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更难以想象。在大山里的三十年爷爷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奶奶崔先梅出生于1917。当时她家家境不错，不仅长的好看，而且心灵手巧，除了做饭、针线活做的好，还会做布老虎，会剪纸，能剪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还会用玉米叶编织成结实软和的坐垫，用马莲叶子编成各种动物给孩子玩。可是造化弄人，她七岁的时候耳朵生疮流脓，她妈妈听信了一个江湖医生，把蝎子捣烂敷进耳朵，导致她丧失了听力。由于她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也听不到自己说话，所以她说话发音得不到矫正，渐渐的她的发音越来越失常古怪，多年后她就完全哑了。

爷爷娶过两位妻子，前一位妻子生下了我大爷和大姑，很年轻就去世了。第二位就是我奶奶。奶奶是1942年嫁给爷爷的。那时候日本兵住在离我们村只有不到三十里的蟠龙镇。正值战乱时期，结婚一切从简。爷爷只是磨了二斗荞麦面叫主要亲朋好友吃了一顿河捞面，就算结婚仪式。奶奶嫁过来生育了四个孩子，我二姑、三姑、爸爸和叔叔。

我家被划为富裕中农成分，在只有几十户的小村子里算是高成份了。那时，贫下中农翻身做主，我们一家从此过上了任人欺凌的生活。爷爷的父亲在土改中被殴打，爷爷兄弟几个就趴到老爷爷身上替他挨打，可是最终老爷爷由于恐惧、生病和生活的巨大落差在土改后不久去世。土改后家里就一贫如洗，炕上铺着一张破席子，家里四、五口人盖两条破被子。天热还好说，爷爷奶奶没被子就不脱衣服睡。冬天可就苦了，木头门扇缝隙很大，风从门缝直穿进来，冷得人蜷缩成一团。奶奶的娘家人看到这种情境就买了布给奶奶送过来，让她做一条门帘。可是家里人穿的都没有，奶奶哪舍得用好布做门帘？就把布做了衣服。娘家人再次来到家里时发现还没挂上门帘，还是那么冷，就再买了布送过来。可是奶奶还是舍不得把布做门帘，又做了其他更要紧的。如此几次以后，奶奶的娘家人没办法，就干脆把布做成门帘后送过来。就这样家里才终于挂上了门帘。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欺负，挨批斗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晚上村里一开会，全家人便是提心吊胆的。有一回，爷爷开了大概有五、六平米的荒地，种了些韭菜，往里面上了三担猪粪，同村的一位村民在批斗大会上逼着爷爷承认上了三十担粪。这是严重违背常识的，小孩子都知道那块地根本放不下三十担粪。

爷爷日子苦可是奶奶日子更苦。吃饭要先给爷爷（家里唯一的劳力）吃，爷爷吃完再给孩子们吃，奶奶最后留下什么吃什么，有的时候什么都留不下。那时候粮食不够就经常吃“荆贲籽”（当地一种野生植物，味道很苦）、糠炒面、榆树皮，能打到灰菜、苦菜那可是上等菜了。有一年六月初四，那天是爷爷的生日，中午眼看着该做饭了，没米没面，奶奶发愁不知道该问谁家借点面。奶奶拿着升子转来转去，实在张不开嘴借人家的。这时大奶奶（爷爷的嫂子）看见了，便给了奶奶一升白面，高兴的奶奶比划着说“我们一定还！一定还！”那天中午爷爷从地里回来时用草帽端着十几颗山鸡蛋，高兴的一进门就说：“老天爷有眼，今天生日，正好上地时碰见一窝山鸡蛋，一家人有吃的了。”奶奶做上面条，炒上山鸡蛋，别提多高兴了！

奶奶总是吃不饱可是操劳却一点也不少。她从来不知道睡午觉，哪怕是炎热的夏天，不是挖野菜就是拾柴火，要不就是挖红土（用来和煤烧，节约燃料），总有干不完的活。爸爸记得他小时候奶奶经常在火伞高张的晌午去山上挖红土，然后又热又累满脸通红的提着一篮子红土回来。这对于裹着小脚的奶奶来说真是重体力活，可她隔几天就得挖一次，在家纺线织布、做针线活就算休息。

经历过旧社会的艰辛、解放初期的贫穷，到改革开放后奶奶终于该享福了吧。可是奶奶69岁那年厄运再一次袭击了这个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她得了青光眼，由于没有得到正规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奶奶彻底失明了。一位没有声音没有光明和外界几乎隔绝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不知道；她的时间有多难熬，我们也无法想象。但是她没有自暴自弃，奶奶依然能摸索着做饭，给火炉填煤，靠一根铁丝引导着上厕所，她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即使听不到看不到，奶奶仍然很神奇的可以知道今天是农历的哪天。每当到了孩子们生日的那天，她就用手比划今天是哪个女儿、儿子、孙子的生日，从来没弄错。奶奶生日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晚年的奶奶到了生日那天，她会一个人摸索着做蒸饺，用高粱面做皮，白萝卜红萝卜丝做馅儿。奶奶说不出来，但是从她吃蒸饺的表情知道她很满足。奶奶在无声的黑暗中坚强地生活了十年。

爷爷奶奶都很爱孩子们。爷爷很少训孩子，不管孩子们闯多大祸都没打过孩子。奶奶更爱孩子们，只打过最调皮最执拗的三姑一次。那次是三姑因为晚上吃不饱生气，洗碗时把锅使劲一撂，锅倒在一旁。三姑傻眼了，打了锅可咋办。那时候家无分文，全家就一口锅，没有锅怎么做饭？奶奶发火了，打了三姑两巴掌。然后奶奶仔细看锅时，发现锅没漏，只是断了一只脚。生铁锅本来有三只脚，断掉一只站不住了，用砖头支起来还能用。奶奶开始后悔打了三姑，她抱着三姑哭了，她一直抱着，三姑睡着了也舍不得放下。抱着三姑奶奶默默得纺起了棉花，一直到深夜。

爷爷崇尚读书，经常说“万般皆下贫，唯有读书高”，不仅自己在大山里艰苦的环境中读书认字，而且在极其穷困的条件下竭尽全力供孩子们读书。我大爷上了大学，我二姑读完了初中，我爸爸、三姑和叔叔读完了高中。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功绩。我大爷是1962年毕业于山西省矿业大学，当时全县没几个大学生，可谓光耀门楣。当时家里一贫如洗，连路费都拿不出来。爷爷起早贪黑给别人夯墼，夯一个挣三厘钱，夯两千多块挣了6块钱。奶奶把给孩子们做的衣服、织好的粗布都卖掉，就这样也没筹够。老姑（爷爷的姐姐）听说孩子考上大学了把她家里仅有的1.4元钱和一支钢笔全部拿出来给爷爷说：“孩子这么争气能考上大学，咱在家受多大罪也值得，要出门了不能连路费也没有。”

1958年夏末的一天，大爷要上学走了。那时去省城太原念书，得步行90多里去沁县坐车。奶奶和家人送出了大门外，邻居也都出来了。奶奶不会说话，她摸着大爷的头，再摸摸大爷背的薄被子流泪了，比划着告大爷说去了要给家里写信，要回家来过年。爷爷去队里赊了一担西瓜，大爷背着一个薄被子算是行李，父子俩人你担我背出发了。爷爷担着沉甸甸的西瓜，想边走边卖，给大爷补贴路费。可是那天偏偏是阴雨天，爷爷从来不怕累，可是他担心这西瓜能卖掉吗？这雨天谁吃西瓜呢？卖不掉西瓜拿什么钱给孩子做路费呢？一路上心情比西瓜更沉重。可是到了县城，天正好放晴。因为是雨过天晴，县城街上一家卖西瓜的也没有。爷爷刚放下担子，便有许多人围过来买瓜，高兴的爷爷挥刀切瓜。一百多斤的西瓜没挪地方就卖完了，一数钱，挣了5块多。爷爷长长的嘘了一口气说：“这就够了，老天爷照顾咱们。”说完拿出两个窝头父子俩高兴的啃起来。送大爷坐车走了，晚上回来家爷爷高兴的说：“回来时感觉就像飞回来的。”挑空担子走路如此轻快，加上心情好就更不用说了。

大爷上学也非常艰苦。1955年他到县城上中学时带着一条被子，虽然是家里三条被子中最好的，但是被面上已经补了又补。他在中学住了三年，毕业回家时被面已经破烂的不能再补了。考上省矿业大学是进省城太原上学，不能没有被子，但家中没钱买新布，连块旧布也找不出一块，只好把一块旧漆布给他缝在破被子上做被面。他就带着这样的铺盖进省城读书。后来学校领导发现他的铺盖实在破烂不堪，衣服也很寒酸。大爷又在大学入了党。于是学校对他特殊照顾，补助了钱和布票、花证，为他做了一套崭新的铺盖和棉衣裤。大爷终于在学校的帮助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65至1966年，我二姑在县城上初中。那时候一个月各种费用7.4元，学校补贴3元，自费4.4元。当时三姑、爸爸也都在上学。对于通年见不到钱的家同时攻三个孩子上学这是不可能的，幸好大爷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基本每个月会给家里寄10块钱。即使这样，养活一大家人同时攻三个孩子读书也十分困难。爷爷编的一手好篮筐。他忙完农活就编篮子、筐子，扎扫帚、笤帚，一个卖2毛钱。可那个时候的农村有几个人买这些东西，挣钱难度可想而知。无论如何爷爷硬是攻二姑读完初中，三姑、爸爸和叔叔读完高中。

大爷大学毕业后到了哈尔滨，在单位任总工程师，从事石油勘探工作直至退休。二姑和爸爸当了老师。三姑和叔叔虽然在家务农，可是他们所学的知识依然对他们的人生影响重大。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终于能吃饱饭了，也能穿暖和了，孩子们也长大了，成家了。爷爷虽然还是每天劳作，可是他觉得能吃饱穿暖，有余粮，少有人欺负，已经是活在天堂上了。对于爷爷来说这的确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有一年爷爷还去北京、天津、哈尔滨的亲人家里跑了跑，回来后他总是很自豪的说他去过这些大城市。奶奶没出过远门，最远只到过县城一、两次。

爷爷勤劳了一辈子，即使年龄大了也闲不住。几乎每天都要到地里干点活，春种秋收就不说了，即使收完秋爷爷还会去地里捡落在地里的花生、豆子之类的。在农闲的时候爷爷还经常割些荆条回来编筐子。爷爷干农活是把好手，会用耧车，还会点木工活和石匠活。家里大部分东西是自己做的，扁担、小凳子、石槽、箩筐都是自己做的，土窑洞有塌方也是自己夯墼补起来。爷爷身体特别硬朗，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徒手下井里打水，可是在八十岁的时候得了脑血栓，出院后拄上了拐杖，步履蹒跚，一下子就感觉他老了好多。两年后的一天爷爷突然肚子疼的很，到医院检查是肠梗阻，由于年龄大了不敢做手术，爷爷就坚强地硬撑着。那么疼爷爷还坚持吃饭，因为他相信“人事铁饭是钢”，吃上饭病才能好。十多天后爷爷去世了，享年82岁。爷爷去世后，奶奶由于眼睛看不见就到子女家住了。那年正月初二的中午奶奶还好好的，吃了一碗面，过了一会儿三姑就发现奶奶突然瘫软了，很短时间奶奶就去世了。奶奶走的很突然，很平静，应该没有很多痛苦。这算是命运对这个受了一辈子苦，遭遇了多次厄运的人的一次补偿吗，还是她一辈子的勤苦和好心修来的？

爷爷奶奶去世后，叔叔也搬迁了新家，爸爸和我们长期在县城住，老院子就空出来没人住了。再次回到老院子时突然感觉这里变得寂落而荒凉，再也没有爷爷奶奶的身影，没有成堆的玉米、成串的红枣，没有骑着葵花杆玩的孩子，没有做饭时冒出来的青烟。记忆中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有温度，一草一木都充满生机，这里的窑洞是自己双手打的，房子是自己双手盖的，农具是自己双手做的，院子的每一寸土地都不知走过多少回，每一个角落都无比熟悉，每一只陶罐都不知抚摸过多少次，这里曾经住着最亲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连做梦也还是梦见在这里，还能有比这里更能叫做“家”的地方吗？

2004年，我正在上大学，我们村整体移民搬迁，村里所有人都搬走了。毕业后我在本县工作，每年清明节都跟爸爸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这时的村里到处都横七竖八得长满了杂树，以前平坦干净的打谷场也杂草丛生，老院子里的野草都快有人高了。由于长期不住土窑洞都有塌方，人不敢进去了，只能站在外面看看，只有老槐树还默默地坚守在这里。

爷爷奶奶的一生是非常平凡的，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经历的艰辛令人唏嘘，他们遭受的磨难令人痛心，但他们的功绩令人赞叹，在及其穷苦的条件下攻孩子们读完了书；他们平和的心态令人欣赏，爷爷从不嫉妒谁，也不怨恨谁，在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欺负陷害的不轻，但他一点也不记仇，总是说“那是当时的大形势”；他们的修养令人尊重，虽然爷爷奶奶没什么文化，但他们从不说脏话骂人；最令人崇敬和彻底折服的是他们纯粹的质朴，爷爷奶奶一生都在做简单重复的农村劳动，没有突出的事迹，没有夸大的言辞，更没有不切实际的欲望和梦想，他们的心都操在孩子们身上和土地里，他们如岩石般历经风雨恒久不变，如脚下的黄土般质朴却育养了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