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有这样一个为人熟知的观点：主体性在“他者”中得以显现。这一认识角度遍及了现象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是当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拉康的镜像理论也恰好在诠释这一方式，婴儿通过看镜子中自己的镜像，来而认识到到个人的真实与完整性。而在过去及当今社会性别的情况中，女性实际也是作为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即“第二性”出现在话语中。但男女平等却早已是公认的事实，为什么实际生活中还会存在着权力话语的压迫与各种歧视呢？所以我想问，女性形象的多元化何以可能。
首先这个问题要想真正得到回答，与女性的主体性的确立是分不开的。因为首先女性只有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才能作为一个多元主体被人认知。如果没有主体性，即使女性拥有了多元形象，却也只是男权视域下变化多端的一种特殊的现象，此时我们所采用的视域，还是男性的角度。这正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女性会自己贬低自己，认为在家带孩子是自己应该的，认为女性就是不适合做大事。对女性的压迫其实不单单是一群人或是一种思潮所造成，而是因为社会建构转化为整个社会环境下的压迫。在这种结构性压迫下，女性因为自出生以后逐步适应了社会中女性“被去势者”的地位，对男权影响下的自身的劣势地位习以为常，丧失追求性别平等的动力。所以我们将错误归到女性身上，之所以很多妇女会觉得女生不需要怎么学习嫁得好就行，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的不平等建构带给她们这样的选择。而社会的不平等建构所建构出来的，正是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所以长期以来女性依照社会对其性别的期待来塑造自己，社会往往由男性来建构，与此同时内化了父权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命运逆来顺受，觉得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权力关系的社会文化根源，唤醒女性认识到“生理差异是被父权体制夸大的，用以在女性中制造一种观念，误认为她们自己天生就更适合‘家庭’角色”，从而为彻底改变对于性别的固有认识及偏见开辟了道路。也就是说，对多元的女性形象的期许不是最终在社会文化里成为等同于多元的杨桃的形象、多元的水杯的形象的状况，女性不再只是一个“被认知”的存在，她们的意义不单单是男性的他者，而是人类的主体，是等同于human的“huwoman”。
其次我想解释多元化。严歌苓的小说曾多次提及女性形象的多元化，而且更多的是女性多元的“痛苦”。无论是《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点儿、沈红霞还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陶小童、柯丹，她们的多元化更多是是遭受苦难的原因多元化和表现的多元化。本质上却还是性别中与男性的不对等权力关系。所以我认为作者所认为的多元，是对女性外在认知的多元，而并非深层次的平等视域下的多元。这样的多元也同样因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使得真正意义上多元的自由无法得到体现，即自由因而成为受压迫的自由，丧失自由的原本属性。所以我们与其说渴求多元，不如说是这在期望自由。而放在现当下现实语境中，期望自由，就是追求男性与女性的平等。为什么自由与平等会呈现出同构化的表现？如果把两个语词分开讨论，我们会发现两个词实际是有矛盾之处的。自由通常会被理解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它是对于个体的描述，是个人的表达。而平等则是群体的表达，是要求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体都相对自由，同时他们各自的自由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所以公共层面要求平等，实际会限制自由，使自由变成有限制的自由。而自由一旦成为有限制的、残缺的自由，那么自由与平等将不再矛盾，呈现出同构化的显现。因此社会追求自由则需要追求平等，社会追求平等也就要求了女性同样成为主体，与男性地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