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清辉冰辙
—— 感悟唐长孺师的“史学方法”
1978年，我与张弓、李春润、李文澜、王世平、钟国发、王素、黄正建诸兄有幸成为唐师“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前人曾说，学生从师问道，所获师之道术，有皮、肉、骨之分，学全者少。我生性愚魯，在唐师门下仅略得道术皮毛，但也有不能或忘的记忆。
我入学后，才购得一本唐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读唐师的论著，第一感觉是“平静”。以前也读过的一些占据大报、大刊姹紫嫣红的史学论文，在阅读中就能感觉出这类文章或有征伐之气，或具奉旨之威。先生的论著，只是将证据“缓缓道来”，让结论“水到渠成”。我把这点感受告诉同窗，他们点拨道，先生这才是真学问，真见识，真方法。于是知道史学家自有“史学方法”。
唐师隔一周约见我们一次，每当组织３-９世纪研究所的老师开讨论会，也要求我们参加，却从未提到过“史学方法”。有一天，与学兄们照例到唐师家请益，读书有心得的同窗各自提问，唐师一一作答。对有些问题，唐师只是指示：“我在《论丛》中已经写过，可以去看。”谈完一些具体问题后，以哲学思维见长的国发兄提问：“先生，可以讲一下您的方法论吗？”话音一落，我和大家一样，充满了期待。唐师脸上露出点诧异的表情，沉默片刻才说：“我的方法都在我的文章中呀！”国发兄有点犹豫地继续问：“总会有几条关键的吧？”唐师又沉默片刻，答道：“要我谈方法，这是与虎谋皮。”气氛顿时就有些尴尬。这次聚谈，也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
出了唐师家门，大家默默相伴而行，约走出里许，世平突然说：“老师说‘与虎谋皮’，是指老虎舍不得呢？还是说避之不及？”国发反问：“怎么会舍不得讲方法呢？”又是一阵静默。王素突然长叹，随即轻声慢语地说：“你们忘了‘大批判’呀！”此后，便只有脚步声，直至回到宿舍。
后来大家在一起时，无人再提及“方法论”这个问题。不过国发告诉我，校文科图书馆有一本介绍兰克的书，可以去看看。我便去看了。书是1949年以前出版的。读后，感到兰克史学与中国乾嘉学派前后而立，在讲求“如实”、“辨析”、“借鉴”等方面也有相通处。唐师未必会以兰克为圭臬。
二
许多人都知道唐师博闻强记。但可能只有进过唐师书房者，才能知道唐师有自己的读书方法。我迟钝，经过二件事才有体会。一件事是唐师迁新居搬家，我们去帮助搬运书籍。先生要求书籍要按照书架、搁置于第几层捆扎书籍并编号。待搬至新家，书架与书按照编号归位。我随师兄弟按唐师叮嘱去做时，对唐师如此重视书籍的摆放，仅限于感佩唐师事事精细，未能想及其他。
后一件事，发生在唐师搬家后不久。当时我以两晋南北朝时的荆州“蛮族”为题，做学期论文。写出初稿，就带着稿子到唐师家中面谈。唐师视力很弱，要我将初稿讲给他听。我提到据《资治通鉴》知西晋始设“南蛮校尉”。唐师立刻指出不应依据《通鉴》，应以《宋书·百官志》为据。因为《宋书》成书在前。随后我又说到南齐萧子响欲与蛮交易器杖事，也是依据《通鉴》。唐师便说：“此事出于《南齐书》卷40《萧子响传》，《通鉴》记述此事，字句与《南齐书》几同，你可看《南齐书》。”随即手指房门边的书架说：“那一架，三层，中华书局版《南齐书》第三册，你拿来与你抄的对照一下。”我起身过去，《南齐书》就在那里，抽出第三册，立刻就翻到《萧子响传》，对比《通鉴》，正如唐师所说。此时不免暗叹，唐师不仅对《南齐书》内容很熟悉，此书放于何处也了然于心。
这种场景，想来师兄弟都经历过。世平就曾经笑着对我说：“唐师太神，和自己的书融成一体了，学不了，学不了。”我们两人就此参详一翻，世平做结论说：“唐师读书，既求将内容烂熟于胸，又将书视为听调之兵，处之有位，召之即到。唐师的记忆力，看来你我都没有，能学得后一点，就受用了。”
这次请益，还有一事触动了我，不妨说说。我在那篇文章里引用了金宝祥先生的旧作，并说金先生判断有误。唐师听到此，勃然作色道：“你怎么可以批评金先生？他写此文时，只有二十几岁，比你现在小。做点学问容易吗？我不喜欢自己写了几句话，就要批评别人！”唐师说完话后，便仰头望着房顶，沉默不语了。似乎过了许久，先生才望向我，神色稍缓地说：“听说金先生现在在兰州，有机会可以去请教。”金先生的那篇文章，刊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上。我引用金先生文章时，对他一无所知。
置身于唐师疾言厉色中，我似乎对唐师平静的行文风格有点感悟了。
三
我的毕业论文，选择十六国时期的兵制做题目，那时唐师在日本讲学。待唐师归来，我的论文初稿刚刚完成。唐师审阅初稿后，不满意，多次叫我去面谈。其中有涉及史论与方法的内容，有些话印象深刻。
唐师说：“你还是要读一些马列的理论。我学马列就不是别人逼的，我自己找进步学生谈，他们借给我一些书。读与不读，还是不同。”
谈到石勒是否奴隶身份时，唐师说：“阶级分析方法是学理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是社会问题，你要把这之间的关系想清楚。”
谈到十六国政权对农民的征调，唐师说：“研究中国古代问题，总要把‘超经济强制’的因素考虑一下。”
谈到部落兵的身份，唐师说：“我在《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中已经说到部落民与‘平齐户’的情况，你好好看看，应该可以举一反三吧？”
我的论文修改未终，唐师因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就去北京工作了。我为便于请教，也到了北京。有一天，我去看唐师，朱雷先生给我开门时，就低声提醒我，唐师在与陈国灿先生谈话。我坐在外间，能看见国灿先生的侧面，看不见唐师。只听见国灿先生说：“中央电视台也是好意。”唐师答：“尹达先生可以讲方法论，我不讲这个题目。”国灿先生说：“您也可以讲。”唐师声音突然大起来：“不做这个节目，不讲！”国灿先生在内间转了一下头，看见了我，就俯身向唐师位置的方向说：“王延武来了，您先跟他谈？”听得唐师大声道：“告诉电视台的同志，节目不做了。”国灿先生起身招呼我进去。我进去后，见唐师面色不悦，问好后，就直接说自己论文的事。唐师靠在椅子上听我讲。刚开个头，高敏先生进来了，高先生对我说：“我先向老师说个事。”高敏先生与国灿先生是唐师1949年以后第一届研究生，是我们大师兄。按长幼有序的规矩，他有优先权。唐师点头，我便退出房间。
趁高敏先生与唐师谈话的时候，我悄悄问国灿先生刚才所言究竟何事？他告诉我，中央电视台有意请唐师做一期节目，但出了个讲方法论的题目。国灿先生告诉对方，最好不要给唐师出这个题目。对方说，这个题目比较符合观众要求。无奈，国灿先生只得呈告唐师，不出意料地被唐师拒绝了。
四
1983年9月，我被学校派到北师大参加白寿彝先生主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白先生亲自主持开班仪式并讲话。白先生讲话开门见山：“我讲了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越讲，越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代替史学理论。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本来就有自己的学科理论。我们身处这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史学理论。”这几句话，于我仿佛醍醐灌顶。北师大史学所诸先生的授课，也使我受益非浅。
大约是在12月，朱雷先生通过瞿林东先生通知我，唐师因开会住北京饭店，我可在晚上去探望。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通过电话与朱雷老师预定了日子，便在约定的日子去北京饭店。恰好那天大雪初停，北京还真有红装素裹的风貌。
唐师气色不错，心情也很愉快。待我坐下，唐师就问我见过白先生没有。我即简要汇报了白先生在史学概论讲习班开班时讲话的情况。唐师面带微笑，点头说：“白先生说得有道理。”先生兴致很高，随即又说：“中国的史学有自己的传统，远的不说了，近世梁启超、李大钊都有专论。外国的兰克、汤因比过去在中国的影响比较大。1949年以前，中国接受兰克学说的人比较多，接受汤因比学说的，以雷海宗先生的影响大。”我插嘴问道：“我没有读过汤因比的书。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汤因比相近吗？”朱雷先生插话说：“我看有不同。”唐师说：“汤因比讲文明是有规律的，我不知道陈先生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正在这时，有人敲门，唐师示意我去应门，开门，是方积六、唐耕耦二位先生联袂而来。方先生进门后，小声告诉我，他们有要事请示唐师。我明白是要我回避，虽然大感扫兴，还是不得不向唐师及诸位先生告辞。
出了饭店大门走上大道，清冷的月光已铺满大地，冰冻的雪面布满车辙。穿越马路时，为避免摔跤，我小心翼翼地选择稍微隆起的地方下脚，脑中却不由自主地闪出唐师面对史学方法问题时表露情绪的不同画面。我在路边停下脚步，望着雪夜的澄澈的明月，顿然有所感悟：
唐师对当代史学流派的代表性著作都读过，并有比较；
唐师比较过那些流派的理论与方法，自有取舍：
唐师是在研究中体现自己理解的史论与史法；
唐师的谦良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自许自诩，可谦良中却有坚守自己良知的勇气；
唐师在特定学术环境下坚守良知，他只能用著作表现自己的方法论，而把评价这种方法论得失的标准与权力，交给他人与后学。
唐师看重“修德自悟”。在老人家看来，不必刻意去言说方法论，于是有了“看我的文章”这种指点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文章中体会他的学养德性，自然就能触及他的“史学方法”，这也就无怪乎唐师在我们平时请教时，常如洪钟那样“小叩小应，大叩大应”，从不是掰碎揉开摊放在我们面前。
唐师的学术之路并非平顺，有如我脚下的冰辙，面对这种路况，谨慎是必然的。但唐师既恬淡也自信，就像月色的清辉。眼前这清辉，这冰辙，真有无尽寓意。思及此，我以中下之资，凡俗之性，因缘际会而忝列唐师门墙，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
2020年2月25日，武汉封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