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0日我特意寻找近百年来，天津遗留下来的著名印记，加深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印象，特别是对于民国那一段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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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道
五大道的发展是随着天津近代化的步伐发展起来的。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意义上讲，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鸦片战争以前的600余年，天津由一个普通的军事寨堡和漕粮运转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繁华的 “畿辅首邑”，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又迅速成长为工商业大都会，这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系统中是不多见的。
当时之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作用，正所谓“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
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卫京都，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事都和天津有关。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定之日起，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同时也出现了外国租界。
到二十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各国租界侵占时间，最长的达八十余年，最短的也有十几年。
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天津被迫开放，从此天津从传统期步入转型期，也就是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和贸易城市。
五大道所体现的是天津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气息。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无疑，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发展过程以及文化形成过程中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两次大的聚集过程，一次是在明永乐初年天津建卫设城后，调有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这些人在天津定居后，繁衍后代，构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间。这源于天津城市经济的发达，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来这里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发展的高峰期。在20世纪后的20多年内，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职能迅速增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日趋完善和发展，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剧增。1925年天津市区人口超过百万。
大量迁移人口的到来，也给天津带来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会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极为复杂。天津原本的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大量的迁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极易受到冲击，并不深厚。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特点。
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互相冲击、渗透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乡村文化与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产物。租界这个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到本时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尤其是民国以后，租界内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租界与华界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西方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传统文化而言，尽管天津的传统文化基础并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纪为至，它对城市文化结构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影响。
20年代，频繁来往于天津的清遗老遗少和军阀们便是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一个主要媒介。另外，来自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农村的大量移民，使内地乡村文化随之不断汇入城市，并逐步演变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纷纷出现，或流行于一时，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复杂结构。
新文学与通俗言情、武侠小说并存，话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虽然存在，但观众甚少，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改良音乐也不断出现，如将经过修改的昆曲做为新式婚礼的专门乐曲，用丝竹乐队演奏西洋音乐等等，总之，近代天津音乐文化的特征是多种形态并存，相互渗透、影响。这也恰如当时的天津文化一样，多种形态、多种理念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