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四五千年前或更早，中国不同区域间已有普遍的文化交流；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中国史前互动圈也已与北亚、中亚互动圈交汇在一起。“穿越”回史前发现，文化互动是多元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与中亚、北亚间横跨大陆式的互动使欧亚草原变成一条贯通的交流走廊。这种国家间的“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的特质，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今天中国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文化与社会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区域文化之间存在互动交流，文化互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周边诸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与融合。

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是学界的共识。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出土铜器以及双耳罐显然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陶寺文化礼器性质的鼍鼓、部分圆点纹彩陶、玉石钺以及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等应源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陶寺文化的“粗体觚”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而王级大墓中出土的玉兽面又与后石家河文化多见的兽面属于同类形制与技术。大体同属这一时代的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交流。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者。

不仅是同时期的文化存在广泛而又深入的互动，不同时期的文化也存在明显的前后承继、吸收与弘扬，这种文化传承与记忆显然也是一种互动。良渚文明最具特色而又技艺高超的玉器不是无源之水，其对之前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玉器工艺的吸收是显而易见的，由凌家滩到良渚是一种“重组”与“整合”。良渚之后，所留下的用玉表达奢侈和宗教威望这种文化遗产和观念，通过临近海岱地区的淮河流域大汶口晚期文化的融合，强化“礼”的内涵后而向中原地区乃至更广阔的龙山社会中扩散。并与大体同时的西来南下的冶金技术、新物种、新认识交汇，聚变形成更为先进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如陶寺社会以及石峁社会等。

在中国史前时期，陶器传统上长期存在以“陶鼎”为代表的“鼎系统”文化和使用“陶鬲”为标志的“鬲系统”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与技术系统，经过长期的互动交流，至夏代融合到二里头文化这同一个社会中。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又恰是早期中国文明中心形成的时期。

可见，距今四五千年前或更早，中国的史前时期不同区域间有着十分普遍的文化交流互动，以至学者们甚至推测史前复杂社会存在远距离的“上层交流网”。

百年中国考古以及周边国家考古表明，距今5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不仅存在史前中国之内的区域文化互动，还存在明确的与北亚、中亚间横跨大陆式的互动。

公元前三千纪中晚期，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波斯湾沿岸和中亚地区各个城市之间贸易网络的繁荣，促成了亚洲中部互动圈的形成。大体同时，北亚的欧亚草原在人员流动和持续的文化互动下，融汇形成同一个技术与文化传统，从而使欧亚草原变成一条贯通的交流走廊。伊朗北部砷青铜通过中亚的绿洲城市和河谷地带进入新疆，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地区。大体与中国龙山时代同时的北亚南西伯利亚地区公元前三千纪中晚期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在其繁盛时期出现跨越不同早期青铜文化如奥库涅夫文化、奥季诺沃文化、克罗多沃文化等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这种以铸范和铜器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之风，吹入新疆、青海、甘肃乃至汾渭平原，甚至抵达属于长江流域的丹淅一带。位于今天南水北调库区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4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亚与北亚以海贝、绿松石、青铜等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大麦、小麦、山羊、绵羊、黄牛等通过环天山地区的山间谷地及河流，进入吐鲁番盆地，继而河西走廊，再至中原乃至长江流域。河西走廊张掖绿洲的西城驿遗址距今4000左右即出土的矿石、坩埚残片、鼓风嘴、炉渣、石范，表明来自北亚传统的双合范铸造技术在该廊道本土化后形成一个生产中心。这种铸造红铜、砷青铜和锡青铜武器与工具制品的技术及其知识体系显然与龙山晚期、夏商辉煌青铜文明的较为复杂的复合范铸铜容礼器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需要强调是，小麦和大麦以及种植知识进入史前中国文化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龙山世界。龙山时代晚期的新疆古墓沟、小河、甘肃的东灰山等十多处遗址有明确的小麦遗存发现。其中东灰山遗址年代更早，在距今5000至4500年间，不仅有小麦，还有大麦和黑麦。而黄河下游的日照两城镇和聊城教场铺遗址都发现了属于龙山时代的炭化小麦遗存。值得注意的是，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证据显示，距今约8000年已流行中国北方的小米在距今4500年前传到中亚，大约3500年前传到东欧。

远距离交流更多是带来技术与宗教，其中宗教的传播似乎更迅速。同属龙山时代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和下靳遗址镶嵌绿松石与白玉石的手镯以及海贝、铜铃，不仅是审美上的装饰，还应是财富和来自中亚与北亚的神秘宗教力量。

可以肯定，北亚互动圈、中亚互动圈、中国史前互动圈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已融合交汇。今天所说的“一带一路”之“一带”，至少在这时甚至更早既已初步存在。

文化互动会使主体文化在吸收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与社会的文明因素有所扬弃、改造或创新，甚至融合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史前不同区域多样多源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某一考古学文化如陶寺文化中常见的复杂多样的周边文化因素，反映的可能是不同地方族群参与了其社会的运行与仪式。

北亚、中亚和东亚三个互动圈较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为早期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技术知识、新的动植物种类、新的宗教认知。显然，代表这些交流内容的实物如铜器、绿松石、海贝等逐渐为早期中国文明所接受，成为其龙形器、礼乐器及铜礼器等传统王权与文明符号之外的新标识。

广泛、长期而又深入的文化互动会直接形成两种结果，一个是文化的“多元”，另一个是文明的中心。前者易于理解，后者需着重阐释。文化互动中在某一区域文明总会出现较为先进的政治和科技文明，其他区域文明在互动中会对这种先进的“实验”逐渐认同，形成意识形态上跨越地理单元甚至跨越文化的共识，而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在地理空间的合法性基础上，这中心会进一步成为意识上“正统”，并以“文化基因”血脉相传。

总之，正如马克思所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互相借鉴，超越自我，共享一切文明成果，文化互动的发展都是不断迈向文明的过程。行为准则源于其文明观，正如今天，几千年文化基因给予我们“多元，融合、和善、协同”的文明观，才会有我们世界交往体系中“交流互鉴、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行为准则。文化因互动而多元，文明因互鉴而精彩。不仅各美其美，更要美美互动，才会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