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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指出：“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初唐之高者，如陈射洪、张曲江，皆开启盛唐者也。”由此可见张九龄诗歌地位之重要，而张诗中《感遇》十二首更是独具特色。
诗意古雅蕴藉，清澹幽远。胡应麟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简而言之，即张诗清淡幽远，对王、孟、储、韦、柳诸家的诗风影响甚深。清澹并非枯寂闲淡，更重在神骨之清，如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以互文手法描写兰桂茂盛纷披、体清质洁之貌，其七“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赞扬丹橘经冬不凋、高傲贞刚之骨，其十“紫兰秀空蹊，皓露夺幽色”漫道紫兰傍空谷而生，雅丽清深。又其十一不直言现实难有遇合，而含蓄地用“归来扣寂寞，人愿天岂从”来感慨人愿难遂，其八“青鸟跂不至，朱鳖谁云浮”，以青鸟、朱鳖委婉表达报国无门。凡此种种，均体现张诗清澹幽远，让人沉浸于雅韵之中。
“闲淡幽远，王、孟一派，曲江开之。”张九龄与王维、孟浩然均关系密切。在读张九龄诗（一）中曾提到过：王维是张九龄任宰相期间提拔的左拾遗，曾写《献始兴公》由衷地赞颂张九龄的人品和政绩。张九龄罢相后，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中写道：“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表达知遇之恩以及张九龄罢相后的归隐之心。张九龄在荆州时，曾招孟浩然入幕，孟浩然的诗风也属清微淡远，杜甫曾评“清诗句句尽堪传”。
《感遇》有此诗意，缘于张九龄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据《新唐书》，张九龄少时聪敏，年十三撰文，即获得广州刺史王方庆“是必致远”的认可。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考取癸卯科进士第一人。神龙三年（707年），又参加才堪经邦科考试，并一举中得“乙第”。先天元年（712年），参加尚处东宫的李隆基组织的道侔伊吕科考试，对策高第。三登科举之路，充分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曾自云“弱冠读群史，抗迹追古人”，也表明其饱读经史子集，效仿贤德之士。
《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正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和的审美标准，使得张《感遇》诗，富于诗兴，妙用意境，巧透哲理，怒而不发，劝诫有度。张九龄居庙堂之上则治国安邦，处江湖之远则修身不辍，正是儒家思想浸润出的君子人格，亦是《孟子》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完美阐释。当然诗中也透露中道家思想，如其十二“闭门迹群化，凭林结所思”、“鼎食非吾事，云仙尝我期”均表达了隐逸之情，其五“化蝶犹不识”，则以《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表达对自己存在与否的思考。
另一个原因是受当时文坛风尚倡导质朴清新的影响。北宋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中指出：“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政。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玄宗在即位之初，也力除浮艳雕琢之风，开元六年二月，下诏日：“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弘文德；绮罗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衙?自今以后，不得更然。”由是，有上层决策者的极力推崇，时人莫敢不从。
诗风出于《离骚》，胜于《离骚》。刘熙载《艺概·诗概》曾评析：“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张九龄被贬之地是荆州，而荆州作为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郢都所在地，也是屈原的故乡。身临楚境的张九龄，直面荆楚文化氛围，诗歌创作上或多或少会受到《离骚》“香草美人”的影响，刘禹锡曾评议：“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日：‘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但张诗其实是超越了“植物寓言诗”之祖——离骚的，如《感遇》其一“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人以自己的“感遇”为出发点，去推知植物的生存之态，似与植物推心置腹，是前无古人的。诗中未着一“我”字，均是草木之描摹，而本心之述，似诗人与其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置植物与人于同等地位，胜于《离骚》单纯的植物比兴。
“深于比兴，妙于寄托”，张《感遇》诗在创作上效仿《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亦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张九龄自幼学习《楚辞》，再加之所贬谪之地乃屈原故乡，自有入乡随俗之感，权德舆在《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云：“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凡燕较歌诗，惟《楚辞》是学”，所以浸染于荆楚之地的《感遇》诗组充满骚人风也是情理之中。无论是其八“永日徒离忧，临风怀蹇修，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其九“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还是其十“汉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均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诗兴于是乎生、论议于是乎发。
柳宗元对于张九龄的比兴之作亦有独到的见解：“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丈贞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
诗理人生穷达，志高行洁。《感遇》诗组中存在不少理趣，有修身之道，有自然之道，有处世之道，无不闪耀着诗人的智慧，读来醍醐灌顶。修身之道类：其一“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表达了诗人洁身自好，志高行洁，并非为了博取外界称赞、提拔，以求富贵利达；其六“众情累外物，恕己忘内修”感慨众情在奔名竞利中抛弃操守，而忘记了自身的修养。自然之道类：其七“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感慨命运的好坏，是由于遭遇的不同，其理如周而复始的自然之理一样，无法追究；其十二“啸叹此寒木，畴昔乃芳蕤。朝阳凤安在，日暮蝉独悲”以今昔迥异，往事不可追，感叹运命无常。处世之道类：其四“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劝诫为人要收敛锋芒，才能避身远害。品读《感遇》诗组，作者并没有因命运不济、升沉荣辱而萎靡不振，相反思辨人生穷达，不改高洁之志。
置己于诗，有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感遇》诗因己所遭遇而化诗，作者以“我”与“吾”置己于诗中，如其二“飞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诚”、其三“神理日微灭，吾心安得知”、其五“形骸非我亲，衾枕即乡县”、其六“感叹长如此，使我心悠悠”、其十一“我有异乡忆，宛在云溶溶”、其十二“鼎食非吾事，云仙尝我期”。《唐诗归》云：“曲江诸家，皆有一片广大清明气象。”正是因为置己于诗，有我之境，方才显清明之气。
意象自然，浑然天成。张《感遇》诗中，多次用到鸟类意象，如其四“孤鸿”自喻、其四“双翠鸟”喻李林甫与牛仙客、其六“燕雀”喻政敌、其六“鸿鹄”自喻、其八“青鸟”喻使者、其十一“高鸟”喻达官显宦。“正对为平，反对为高”，《感遇》其四正合此意，“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讥刺政敌，诗中用两个相反的意象，将自己的小心翼翼与政敌之招摇过市形成鲜明对比。另外，有用于感叹时序流逝的意象，如蜉蝣、寒木、暮蝉；有内含归隐倾向的意象，如云山、仙山；有用以自喻，以抒发高洁之志的意象，如丹橘、兰叶、桂华。再如其六“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其十二“朝阳凤安在，日暮蝉独悲”，“西日”与“北风”、“朝阳”与“日暮”意象相似，高度契合，给人以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审美感受。物象因被诗人寄寓情感，而化身为特定的思想载体，使得诗情委婉明晰。
诗缘情发，起衰继绝。《尚书·尧典》最先提出“诗言志”，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提出：“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而陆机的《文赋》则第一次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东汉初年文人王充认为“情性”为“人治之本”，礼乐之作，本原于人的情性，“礼情相副”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这一要求表现在文人的创作中，即“表著情心”、“情见于辞，意验于言”的“情辞相称”。张诗寓感于遇，笔下种种意象无不含情。正是张九龄重新确立了诗缘情发，诗情缘境发的创作取向，一扫齐梁纤弱雕琢、绮靡华丽之风，拉开了盛唐“声律风骨兼备”的序幕。
至此，读《感遇》诗组已结，默然回首，“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行人感慨系之，叹曰：秋雨潇潇连日侵，卧读《感遇》意难平。倘若玄宗不罢相，开元盛世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