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苦役，也是一场惑与觉的修炼，只要活着，我们就永远在路上。因此，不必害怕偶尔的迷思，既然上帝赋予了我们头脑，那就好好珍惜它。其实真正可怕的，也许是没有迷思，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另一种幸福——猪的幸福。
所有的迷思中，两性世界大概最为复杂，所以才催生了那么多说不完的话题，看不完的剧情，写不完的感喟与唏嘘。在这个最复杂的人性迷宫里，迷思永在，惑觉永在，因此才成就了世间的情天恨海，诸多悲欢。
永远有当事者在自问，旁观者在权衡：清醒一时与痴念一世，究竟哪个更值得？这样的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大概连上帝也犯糊涂。因为幸福，没有可比性，永远是一种个人的自定义。
有本书叫《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作者约翰·格雷是一名心理学博士，他想借此比喻说明男人女人本就分属不同的物种，染色体的本能差异就已天然地导致了两性认识理解上的诸多盲区，我们唯有认识自我和对方，学会共同成长，方可减少误解和偏差，达成婚姻的和谐默契。
客观地讲，即使撇开性别歧视和生理差异，仅从精神层面来看，女性的标签也免不了这样一些关键词——感性、虚荣、肤浅、痴怨、神经质、动手能力差，缺乏判断力。但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相信、耐心、忠诚、钟情、专一、灵修、了悟，这样的精神气质使得她们显然更接近艺术，宗教和上帝。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就一线作家而言，当代女作家作品中的性描写至少要比男作家超拔、诗意得多，她们更愿意把身体当成精神的载体，而非欲望的载体。这无关乎写作技巧，甚至也无关写作理念，类似一种本能，只是精神气质使然。相比之下，男作家则更加“形而下”。
有人说，男人的爱始于身体，止于头脑；而女人的爱始于头脑，止于身体。这大概是个永恒的悖论。于是永远有这样的始于青春期的困惑：对于男孩而言，为何友情不能上升为爱情；对于女孩而言，为何我拒绝了爱情，却连友情也一并失去了？
在这一点上，贾宝玉看得很清楚，所谓“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曹氏看得更清楚。一部红楼，对青春好年华却红颜薄命的女子们的怜香惜玉，刻骨铭心，空前绝后。然而，也只能托付给文字，对于美好事物的香消玉殒，溘然而逝，除了感喟，我们又真的能做些什么呢？
许多神话传说中，也毫不隐晦地说明了女人的缺少理智。
在《创世纪》中，是夏娃率先受到了蛇的诱惑，然后才诱使亚当与她一起偷吃禁果，最后被上帝罚出伊甸园，俨然一个教唆犯和罪魁祸首。也因此，在俗世的观念中，人们用“美女蛇”来形容具有性魅力的女人，并喜欢用“女人祸水论”来解释男人的颓败，江山的倾圮，帝国的覆灭。言下之意，女人天生带有更多的原罪，因为她们更容易被性蛊惑而堕入罪恶，而美丽的女人尤甚。
然而，这里却陷入了一个悖论。
美是天然而客观存在的，而能否抵御诱惑，则是一个男人的主观选择，或对一个男人定力的检验，从而说明他们确实比女人更加理性。而在这个可以自证的好时机，男人却选择了“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剧情和当初夏娃受不了蛇的蛊惑而偷吃禁果有何不同？为何同样的事件，性别一旦变成君王，男人，评判标准也因此改变？
此时，代人受过的，承担性原罪和祸国殃民罪的，依然是女人，永远是女人。
可天然的美丽何罪之有？如果美丽是罪，那么世上所有的美景，美物，美食，美衣都是有罪的，而活动着的，具有情感，思想，温度和蛊惑力的，妙不可言的美女们，更是该死的。
若果真如此，男人们怕是又要因审美匮乏而急疯了。并非没有先例，中国明朝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古希腊有为了美女海伦掀起的“特洛伊战争“。
女人非理性，无非生儿育女，男人非理性，则刀兵剑戟，究竟谁的原罪更大？
《金瓶梅》和《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完全被物化为一个蛇蝎心肠的奸妇淫妇形象，被称为“痴婆子“，“痴”源于“贪”欲和“贪”念。对于犯了“贪”念的淫妇，唯有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大家都认为罪有应得，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诉求，即使是被贩卖，即使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也唯有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德标准。
如果说潘金莲勉强算是死有余辜，而选择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虞姬又如何呢？男人兵败之前，先手刃女人，美其名曰免落敌手，免受敌辱。没有人认为不正常，没人去问那个女人究竟怎么想，她必须，也唯有心甘情愿地赴死，并以此为荣。
《霸王别姬》遂成经典绝唱，虞姬成了霸王伟业的一道风景，在四面楚歌，生死攸关之际，女人再一次用自己的血，染红了英雄的羽翎。
号称“秦淮八艳之一”的明末名妓柳如是，与一代名儒钱谦益相知相恋，当面临降清被俘，柳欲与钱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硬拽了回来。钱最终选择了腼颜迎降，奈何最后还是被翻案治罪，锒铛入狱。此后的岁月，一代名妓为这个贪生怕死的男人奔走呼号擦屁股，无怨无悔。
“白蛇传“、“董永和七仙女“、“牛郎织女”等爱情绝唱，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女人对男人，对爱情的“痴怨”和“执念”，连修炼千年的妖精、神仙都不能例外，何况凡人女子？这些神勇的女人，直搅得天上地下，人间妖界一片混沌，可细看那个所托之人，无非一介凡夫，乏善可陈，不但百无一用，甚至智商低到时时好坏不分。
这便是女人，我认为好，那就是好的。哪怕是被蒙蔽了双眼，无所谓，跟着感觉走，不欺心，活在自造的幻境中，便以为是天国的幸福。像一个必须靠上帝活着的信徒，视爱情为宗教，用一生去赌，运气好的，看见了天堂的微光；运气差的，明知是邪教，被控制，绑缚，却也只是认了，别无退路。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从“贪”图荣华富贵到“痴”念金钱和小叔子，再到因情欲无法满足而“嗔”怒，终至变态，整个一个女性丑陋的活样本。尽管也有人掬几把同情之泪，但多数认为她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自古有“痴心女子负心汉”一说，负心汉没有受到谴责，倒是痴心女子成了笑料。《色戒》便是一个关于女人葬身“痴”念的故事，爱上对手是杀手的大忌，命运的劫数。说易先生完全不爱也不公允，但相比之下，身体多于精神，套路多于情感，理性多于感性，因此入戏出戏都从容自若。不像女人，爱了，是福是祸，是福祉是劫数，全都认了。
而以孤傲著称的张爱玲，初遇胡兰成时说：
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而身高差张一个头的胡兰成却说了一句暧昧又极具攻击性的话：
你怎么可以那么高？
这句话充满了暗示与暧昧，貌似得体，却又充满了进攻意味。这就是许多男性文人的追求策略，知道女人的七寸，懂得如何一剑封喉，一语致命。
张爱玲不忌讳出身、身高、婚史，仪式，甚至也不在乎自己的“小三儿”角色，反而还很享受。对于一个不需要男人养活的女作家来说，个人空间更重于名分。
名分可以忽略，但名分之外的内核，终究无法忽略，它就那么残忍地摆在你面前。但对于看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她，也只是说：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而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看到后面一句，我的泪就下来了。倘若寻了短见，免不了要增加他人的罪感，所以先告知别人放心；倘若能够再爱别人，也算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脱安慰，但终不能够。
即便如此，这个与姑姑合租房都锱铢必较的上海女人，依然在胡落难之际奉上体己钱。
法国大雕塑家罗丹，58岁时遇到了20岁的卡蜜尔，这只老狗熊随即占有了她的身体，窃取了她的才华，最终将她送进了疯人院。
对于爱情，多数男人视为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点缀。女人则押上一生，希图上天入地，修炼成仙。“只羡鸳鸯不羡仙”，更像是女人说的吧。就像俗世眼光衡量一个无论多么成功的独身女人，终究是残缺的。而那些沉溺于相夫教子的小女人，却往往让男人夸赞，女人艳羡。
文学史上，艺术领域，已故的，活着的，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如果没有漫长坎坷的情路历程，好像真的不足以语人生。但用庸常的幸福去换写作的灵感，应该永远不会是正常人的初衷。只是性格与命运，互相成全罢了。
太过跌宕起伏的剧情只适合演出，真的身在其中，心累。何况再加上特殊年代的战火，乱离，身体困厄，穷愁潦倒，即使如此，也不一定有人同情理解你的处境。看过《黄金时代》，就有人恶狠狠地骂：萧红，那个饥饿的贱货！骂她的，同样是自以为觉醒了的女人，女高知。
其实公允地讲，精神气质无高下之分，惑与觉，生与灭，理性与感性，放下与执念，孰优孰劣？没有绝对标准，只能就事论事。倒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高下，往往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自身和外界的理解程度，从而决定了我们心灵的宽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惟愿我们在自我修行的路上，能更加“戒定慧”，以达“觉正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