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学教书，学校在丰台区右安门外，我家在西城区德胜门外六铺炕。那时的北京远没有现在大，从北城外穿越到南城外已经是很远的路途了，骑车一小时，坐公交一个半小时，每天起大早，整整6年。
1989年换了现在的单位，骑车半小时。但1997年我家搬到了海淀区的上地（五环外），单位在朝阳区左家庄，两地相距20公里，没有直达公交车，大多时候开车。为了抢占单位院子里有限的车位，只好起早出门。
十多年后，单位搬到长安街边上的永安里，我也搬家到了副中心，距离近了些，地铁也方便，不用开车了（主要是舍不得花停车费），但早起的习惯延续着。单位9点上班，我6点半之前出门，7点多就到了。在单位吃早饭，在长安街溜溜弯，看街上的车水马龙、上班族的行色匆匆。不到8点回办公室，捋一捋当天的安排，剩的时间干自己的事。或者再早点出来，拍清静的胡同或晨光下的故宫、北海，然后再到单位。
我想，这就是多出来的早晨吧？
多出来的早晨能做好多事，似乎占了便宜。
同行里，我总觉得自己干的事好像更多些。说游走，44岁前去过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论码字，当然和作家、文史大家没法比，但连文章带书，30年间公开发表的文字也超过400万，其中还有50多篇研究性文章，也不算少了，获奖证书摞起来有半人高了。
退休八年，买菜做饭没耽误，仍然接着码字，在自媒体上写文章也有上百万字，至少五分之一算得上满意。
我属于愚笨类的，想来想去，干了这些事，其实就是挤压了睡觉的时间，长年累月晚睡早起（主要是睡不着），确实多干了不少事。
现在上年纪了，晚上九点多就犯困，但早起的习惯还保持着。“睡到自然醒”是好多年轻人的奢望，我多数时候也是“自然醒”，只不过是早晨四五点钟。也多次去医院看过，除了吃安眠药，似乎也没什么办法，但我经常喝点小酒，又不敢吃药，只好作罢。
我爸90岁时我们合了张影，别人看了都说“像哥俩”。外出开会，在落座、上车时，如遇不熟悉的会友，他们都会谦让：您岁数大，您先坐，您先上……我每次的回应都是“我肯定比您小，只是长得老……”。互问出生年，十次有九次都是我说对了。
和同龄人甚至比我年长的人相比，我的面相更老 ，除了基因、平时不注意保养外，恐怕只能算到睡眠不足上了，这就是“多出来的早晨”的代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