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于律己，为官清廉

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长期隐居，寒窗苦读圣贤书；他田间劳作，春播秋收劳筋骨。隐居的生活，耕读的磨砺，还有不断地修行参悟，练就了他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大智若愚宠辱不惊的豁达个性。

出山之时，诸葛亮就想到了“功成之时，即当归隐。”不迷恋荣华富贵，不贪图权势地位。虽然，后来受刘备所托，又因后主年幼，为了尽忠而无法隐退，但他始终保持了严于律己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为官风格。

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曾经先后任军师中郎将、将军、丞相等要职。尤其是刘禅在位期间，他更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谓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可诸葛亮却从不谋取私利，而是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

诸葛亮生前，将自己的经济状况向后主作了申报：“成都有桑树８００株，薄田１５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去世后，家中情形恰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蜀国丞相，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然而，他的全部家产却只有桑树８００株，薄田１５顷。这点东西，如果和当今的某些贪官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寒酸至极。

诸葛亮病危时，特地留下遗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他的意思是说：把他葬于定军山，墓穴能容纳一口棺木即可；棺内只穿随身衣服，不放任何陪葬品。这，就是一代名相临终前的唯一要求。其高风亮节真的是可歌可泣。

日常生活中，诸葛亮非常关心子女的学习和成长，对他们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他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严格的家教下，使得诸葛亮一家，上至夫人下及子孙，满门英烈世代忠良。

诸葛亮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披星戴月，历尽艰难，率兵转运粮草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哥哥诸葛谨多有疑虑。诸葛亮向他写信解释，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任职，但因“今诸将子弟皆得转运”，为了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宜同荣辱”。

若干年后，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身为大将，率军与魏将邓艾决战。他兵败退守绵竹，魏将许以高官招降。诸葛瞻大怒，斩了邓艾派去的使者，与儿子诸葛尚（也就是诸葛亮的孙子）一起，英勇抵抗，双双战死。这壮烈的一幕，实践了儒家“文死谏，武死战”的格言，再一次为诸葛世家的忠肝义胆作出了应有的诠释。

诸葛亮作为开国元勋、实乃是位极人臣名符其实的高官。可他从来都不居功自傲。其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作风，在古往今来的官吏中，更是难得一见。由于诸葛亮的身体力行，蜀国上下官清吏廉一时成为良好的风尚。

诸葛亮的忠公体国、勤俭持家、以身作则的人格魅力，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是受到后人敬仰。

三、广开言路，赏罚分明

诸葛亮无论是治军，还是为政，力求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他谦虚谨慎，虚怀若谷，注意倾听各方不同意见：“明其不疑于直言也。”他思贤若渴，广开言路。他的“集众思，广忠益”的做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集思广益。

诸葛亮善于总结，不断反省，先正己，后教人。他从不文过饰非，敷衍塞责，而是正确对待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他要求属下敢于进谏，勤攻自己的缺点：“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阙：缺点错误）。”

诸葛亮被后人视为大智慧的化身，以至于鲁迅先生曾有“状诸葛之智而近妖”的说法。其实，我倒以为，诸葛亮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的聪明智慧，完全是因为其勤奋善思的学习风格，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还来源于他“多闻”“多见”的调查研究之中。

诸葛亮很少失误，也是由于他实事求是，广泛听取他人意见的结果。例如南征的胜利，正是他采纳了马谡的“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经过七擒七纵，使孟获心服口服。对此，清代学者张学山有一句非常中肯的点评：“武侯天下才也，非一己之才胜天下，乃合天下之才成一己也。”

刘备定蜀后，任命董和为掌军中郎将，此人跟诸葛亮共事七年。在这期间，董和对诸葛亮处理的事情，经常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有时甚至连提十余次。对此，诸葛亮非但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对董和忠于国家，无私无畏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希望其他官员都能像董和这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则亮可以少过矣。”

关于为官之道，诸葛亮有段至理名言：“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为官从政者，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如果官员为了小小的个人私怨，就忠言逆耳，听不进好的建议，那一定会经常犯错，危害国家。不计前嫌，服从真理，就好比丢弃了废旧烂鞋而获得了珍珠宝玉。”

诸葛亮认为，治理国家，单靠感化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还应该以定法度，明赏罚为依据。

诸葛亮说：“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诸葛亮主张用严刑峻法。而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有法可依，赏罚分明。

诸葛亮要求“赏赐不避仇怨，诛罚不避亲戚。”还应该：“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虚设，罚不可妄加。”“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等等。

为完善法规整顿吏治，堵塞漏洞铲除腐败，他一面叫李严、法正、刘巴、伊籍等人订出《蜀科》。另一方面他亲自制定官员守则。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他明确表示，根治腐败，须“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他强调只要始终坚持赏罚分明，就能“不令而制”。

诸葛亮在执法实践中，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哪怕是皇亲国戚、亲随故旧也是依法办事。他诛刘封、杀彭荣、斩马谡、罢廖立、废李严等等。因为他量刑适当公正无私，受罚者皆无怨言。

如长水校尉廖立，是诸葛亮非常器重的人才，后触犯国法，被严惩流放。可当他得知诸葛亮的死讯时，悲痛得竟然放声大哭。这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言：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同时，还勇于引咎自罚，知过必改。公元二二七年，诸葛亮亲率大军攻魏。在此战役中，他委派马谡作先锋，结果街亭大败，北征受挫。他不得不洒泪斩马谡。

街亭大败事件发生后，诸葛亮非常痛心深为自责，上《街亭自贬疏》：“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并深刻检讨：“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他认为自己用人不当，应承担全部责任，特地请求官降三等，惩前毖后，以免重蹈覆辙。诸葛亮以此引以为戒，从而更加兢兢业业、勤勉有加。

街亭之战中，副将王平在马谡不听劝阻、坚持己见的情况下，率本部人马巧妙布阵，使魏军疑为伏兵，不敢贸然进攻，从而保全了部队的实力。兵败后，他临危不乱，收容了失散的蜀军兵将，才从容撤退。对此，诸葛亮及时行赏，将王平从副将破格提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这一赏一罚之间，体现了武侯不计个人恩怨，忠心报国的坦荡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