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年来划分一个世代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地区、性别、家庭背景带来的差异都有可能比出生年份大——但从“80后”开始，中国人似乎习惯于这么做。
动机之一可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的不适应。给后辈贴上一些不一样的标签，似乎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不再站在舞台中心的现实。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变革激烈，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确实与长辈差别巨大，通过贴标签这种带有“偏见”的方式，反倒能帮助人们抓住他们的特征。
如今，“00后”即将走上舞台中央，这种价值再次浮现。他们所处的成长环境，又与改革开放的前20年大不相同。
数字原住民
“00后”是彻底的“数字原住民”。从这一代起，人类的青少年生活开始与不到10英寸的屏幕，及其背后的移动互联网紧紧绑定。
在针对“00后”的调查中，76.9%的受访者在16岁之前就拥有了智能手机。他们习惯于每一块屏幕都是可触控的，他们模仿打电话的手势不再和“6”的手势类似，而是把手掌摊平，模仿平板一块的智能手机。
这是永远在线的一代人。当然，“80后”和“90后”也可以在年轻时接触互联网，但那时，“上网”是一场需要主动选择的探险，互联网是与实体生活隔岸相对的另一个世界；而现在，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沉浸其中。
这种沉浸的首要特征就是，信息的发出和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00后”不必在傍晚18点准时蹲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动画片；如果想听一首歌曲，他们不必出门购买磁带或光盘；20年前，与朋友联机打游戏还是一个需要去网吧完成的仪式，现在，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即可。
实名制和移动互联网，让“00后”没有障碍地把线上和线下联系在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在简历中添加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正在成为标配。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也在刷新。“00后”会为社交平台上的点赞、转发和互动数感到焦虑；他们会在意朋友的“跳赞”（指有相同交际圈的人在同一时间发布了相似的内容，共同的朋友只赞了其中一部分）。还有一些社交压力是系统给的，比如两名QQ好友连续互发消息超过7天，朋友的昵称旁就会出现小火苗图案，要是中断聊天，图案就会消失，这被视为双方关系不够紧密。
在社交媒体的嘈杂广场上，“00后”学会了一种“短、平、快”的公共生活。他们善于将任何信息简化成对立的两种立场，懂得如何用弹幕来表达情绪。“00后”可以自然地发帖“挂人”，或者说自己“被网暴”，他们有更多的网络“黑话”，并且把“网红”视为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
2019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出生于2003年的瑞典女孩格蕾塔·通贝里作为环保活动家发表演说，呼吁各国领导者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你们让我们失望……未来世代的双眼都落在你们身上。此时此地就是我们划清界限之处。不管你们是否喜欢，全世界正在觉醒，改变即将来临。”通贝里言辞激烈。虽然非议众多，但她的演讲是一个鲜明的样本，展现了年轻一代在公共舆论场中的姿态。
大多数“00后”不需要像通贝里一样借助国际会议的演讲和新闻报道来表达，他们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方式来发声。只需要一条微博、一篇帖子或者一条短视频，他们就能对男女平等、贫富差距等议题发表意见，也能用“资本家”等词批评一切看不顺眼的公司，关键是，这种表达发生在不断的转发中，很容易积聚成无法忽视的洪流。
消解权威
社交网络上的直接表达，也会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职场——延续。第一批“00后”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职场，但他们对待上司的态度已经开始引发关注。“正面杠领导”“花式离职”“拒绝加班”等行为已经被提炼为“00后”的职场新风格。
“务必回复！”这是一位网传为“00后”的腾讯实习生发给集团总裁刘炽平的话。在“阿里巴巴陪酒事件”后，他言辞激烈地建言，并要求腾讯官方对此表态。有意思的是，这段私信当晚就得到了刘炽平的回复与感谢。
另一段在网上走红的职场聊天记录中，主角依然是“00后”。“一讲就是两小时，关键你讲的还全是废话。”对于老板的加班开会要求，这位“00后”选择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
明明刚进入职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权威和看不惯的潜规则，有的人嘲笑这是“没经过社会的毒打”，但另一方面，这批年轻人确实动摇了职场文化中的积弊。
不过，请不要因此就下结论，把“00后”视作比前辈更反叛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比过去更混杂、更难以捉摸。
比如他们对更大的主流叙事，态度就不是正面批判，而是调侃、戏谑。这种调侃并不一定对应着反抗，反而可能是一种接纳。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是“00后”最常使用的社交平台，其中“鬼畜区”是亚文化创造力最旺盛的频道之一。如今，在“鬼畜区”最受欢迎的“素材”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朱广权。一个看似严肃的形象，被“00后”用数百万个“一键三连”捧成了B站“网红”。
还有一部分年轻人甚至在道德观念上趋于保守。近几年来，《包法利夫人》《英国病人》《泰坦尼克号》等经典作品陆续被年轻观众冠上了“三观不正”的名号——“00后”似乎非常重视正确的“三观”。
“新家庭主义”
对于大多数“00后”，父母往往是他们生活中最常接触的人。代际关系是理解“00后”的重要切入点。
“00后”的父母大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在小时候可能体会过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和活力，以国企为主角的“单位制”在这个时代迅速瓦解，独生子女成为主流。投射到家庭关系中，“70后”和“80后”们在社会经验、社会资源价值观上与父母的差别迅速拉大。
当这群人成为父母，代际之间的关系不会像上一辈那样紧张，“00后”与父母的价值观冲突也没有那么激烈。
学者周晓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反哺”，来描述当时的年轻人帮助父母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过程。到了“00后”这一代，由于信息渠道的丰富，文化反哺发生得更早了，“00后”在家庭中显得更早熟、更有主意，他们从小就能决定假期去哪里旅游，或者新家该如何装修。
但另一方面，和习惯了靠自己的父母不同，“00后”并不倾向于更早从家庭中独立，相反，很多人习惯了一种新的与家庭绑定的模式。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新家庭主义”，指的是一种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不同于强调宗法和血缘的传统家庭，在由“70后”“80后”父母与“00后”孩子组建而成的新家庭中，代际关系往往是一种更亲密的合作关系，并且会有共同的成功标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阎云翔说，随着中国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变得越来越显性，处在风险中的个体被要求自己面对和解决系统性风险，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应对，最后只能找家人分担。
在生活成本飙升、房价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家庭变成了一个需要合力经营的项目，家庭成员之间的捆绑也越来越紧。
“00后”比以往的任何一代人更能意识到利用家庭资源的重要性。你可以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一些“00后”对择校、择业等重大选择的疑问，但有趣的是，在表达犹豫的同时，他们可能会详细罗列父母的收入情况和家庭资产，并将后者视为自己做出选择的主要依据。
这种务实可能来自父母。“70后”“80后”这一代人是流动性最强，也最能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他们成为父母后也比自己的上一辈更懂得“鸡娃”之道，从弹钢琴、跳芭蕾到学马术、练冰球……唯有前进，没有退路。
温室
如果一个人2001年在中国出生，那么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祖国迅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国家的GDP增长了8倍，经济总量从全球第6位升至全球第2位；有5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有上亿个家庭拥有了私家车；人们有能力购买海外的产品、到海外旅游，留学变成一件可行的事；这个国家甚至举办了两次奥运会。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之下，“00后”可能会觉得“增长”“进步”“领先”都是理所当然的。“温室的花朵”不再是带有情绪的陈词滥调，而是形容“00后”比较恰当的描述。
祖国实力的实际增长，使得民族主义在“00后”一代引发的共鸣达到一个高峰。在消费市场，“新国货”的崛起是典型指征。腾讯社交洞察今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态度上，有超过一半的“00后”受访者表示“国外品牌不是一个加分项”。该报告认为，支持国货是“00后”关心国家的一种方式。
2020年起，“00后”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大变局”，也体会到“进步”并非理所当然。
总有一个时刻，“00后”会意识到：温室并不是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