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投胎是个技术活。
从古至今，每一年都有婴儿诞生，他们并不知道年景好不好，投身的家庭好不好。这个无法选择，完全靠运气。
江南水乡，民国末年，外祖父娶了邻村的外祖母。外祖母年纪大一岁，大脚。外婆一口气生四儿二女。头生儿是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崭新而又疯狂的年代，一个崭新而又荒芜的国家。母亲二十岁嫁给我的父亲，最小的弟弟还只有几岁。她小时候读过书，读到四年级就不读了。她羡慕我有个聪明脑袋：“幸亏你们姐弟几个不像我这么笨，大概像你们老子吧。我小时候觉得读书太难了，宁愿去干活的。”就这么着，当个赤脚脖倒的农民，嫁给一个农民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离外祖家三四里地，便是曾祖母家。曾祖入赘曾祖母家，曾祖母被我们唤为女阿太。阿太晚年，仍然横眉竖目的当家主母的样子，一根拐杖，跺得地面咚咚响。她年轻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祖父。祖父娶了本乡的祖母，小脚，头生儿就是我父亲。
父亲比母亲早出生两年，也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年轻时当兵，通讯兵，当到营长级别，可以带随军家属。那时父母已经结婚，拍了照片，一直保存到我们姐弟三个长大。
父亲复原后回家务农，一家子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年两季农忙，家里劳力不够，父母吃够了农活的苦，看着我们姐弟仨，总是叹气：“身背头上三只书包，啥晨光有起书包翻身？”
二
1984年我参加中考。考试前先填志愿，那时就是这样的制度。我和班里好多同学都填了中师。某天吃完午饭大家休息一会儿，闲聊时一个男生扫了一眼全班，说：“这么多人填中师，考得取的大概只有一个人。”说完又看我一眼。
中考六门功课，语数外都复习得不错，老师平时教得也扎实。我一门门功课认真写，认真检查，几乎没怎么遇到难题。只有物理，大家考完了哀叹声一片。物理老师是转业军人，个子不高，矮墩墩的特别结实，不知是不是晒多了高原太阳，就是一个糙汉子。
他上课喜欢开洋船，书上内容讲不太清，常讲他在西藏支教的经历，我喜欢听。他把书往讲台上一搁，就开始说起来：那里的人一辈子只在出生、结婚、死了的时候洗三次澡；那里的人随身带着藏刀，一言不合拔刀就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当时不知真假，就觉得那是一个荒蛮之地，跟现在照片里蓝天如洗、宫殿巍峨的藏地怎么也挂不起钩来。
我们班物理几乎都考砸了，我却考得不错，九十二分，满分是一百。物理书上的知识，我都是自己学习消化的：看懂教科书，再课外自己做一套练习题，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对取得优异的成绩挺管用的。
中考成绩放榜，我考了全校第一，全县第五。先来报信的是我的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红，我们要好到吃一根冰棍的程度。有一次，她中午回家吃饭后，举着根奶油棒冰进来了。她家离学校近，棒冰还剩半根。她站到我旁边，把棒冰往我嘴里塞；我顺势咬了一口，她又塞到自己嘴里吃起来。坐在我前边的一个男生，他妈妈是镇上拍照的那女人，正一只手搁在我课桌上，侧坐着和我们讲话。他看着我们一人一口吃棒冰，惊得目瞪口呆，嘲笑我们说：“阿一乃，真正亏嫩的个！”
红也有姐姐，总是叫她阿红。我和阿红就像双胞胎，高矮胖瘦、皮肤发型都差不多，学习成绩也差不多，只是长相稍微不同。政治老师是一位和蔼有点啰嗦的老太太，总是说我们就像姐妹俩。
我去过她家，她住在医院的宿舍楼。父母都是医生，个子都矮矮的，看着很有文化的样子。当我的学习完全由自己负责的时候，她的父母给她请学校的老师进行英语辅导。她没有报中师志愿，她的中考成绩也不错，到别的学校去读高中了，考取上海的一所大学。
我曾经在师范第一年的暑假，因为不甘心就此放弃高考，到镇上高中当了一个月的插班生。但师范不学英语，数理化难度也达不到高中水平，因此跟不上。
三年后的夏天，我走出师范大门，懵懵懂懂成为一个老师；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启光明的人生旅程。我俩的不同选择带来巨大的命运差异。中考暑假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再说中考放榜后，家里也商量几次，照我的成绩是能上大市级的重点高中的，我心里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
班主任姓周，来了我家几次。他第一次来的那天，我们姐弟几个之前开了个西瓜，把中间那块切了吃掉了。在厨房里，我们窘迫地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姐姐说：“切小一点只管端出去吧。”我端出西瓜，周老师并没嫌弃，拿起来吃了一块，然后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等我父母从田里回来。他来做我和父母的思想工作，中心是：女孩子，读高中数理化会跟不上；早点跳出农门，有个居民户口是最好的选择。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书包卸掉一个是一个。我们那时读中师，费用全免，吃住全包，毕业包分配，一般都是回到家乡的学校里去。我读初三时，姐姐高二，弟弟五年级，三个人排等着花钱。万一姐姐能考上大学，那一笔花销也不是父母两个农民轻易承受得起的。
我读中师，对我自己，对我们全家，对我的家乡，甚至对这个国家，似乎都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去参加中师面试。
面试前，我和学校里另外一位男生一位女生一起，接受初中一位语文老师的几次普通话指导。面试要到锡市，中学的一位男老师带着我们三个学生，坐公交车到面试地点。不需要琴棋书画之类的才艺展示，考官问我几个问题，叫我朗读一段文章，很快就结束了。
那天太阳特别旺，很热。回到学校，带队的老师买了一个大西瓜，放在水桶里浸着。他问了我们面试的情况，没有说什么，四个人一起分吃了那个很脆很甜的西瓜。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因此几乎没有焦虑，唯一担忧的是个子矮，但也在标准线上面。
三
不久，结果出来，我和男生拿到录取通知书，而那个女生没有拿到。她的分数介于我和那个男生之间，可以断定不是因为成绩落榜。我们猜测，是她黑压压的一脸雀斑让她落榜了，那雀斑可不是鼻梁上一点两点，而是整张脸，全部被深深浅浅或黄或黑的斑点覆盖着。我跟她一起培训普通话，一起参加面试，都不敢多看几眼，怕她心里不舒服。
可笑的是，她读高中，考取师范大学，最终成了一位中学教师。命运很会开玩笑，如果我也是一脸雀斑，也许今天我成了一名高中教师，或者读某个大学，嫁到其它城市。当然，也可能高考落榜，成了地道的农民也说不定。
暑假接到通知书后，父母就着手准备谢师宴。家里摆了十来桌，来了一些中学老师、几个小学老师以及亲朋好友。大家都赠送上学的必需品，红色的皮箱是大姑姑买的，那皮箱可真是结实耐用，长途旅行，来回搬运，皮一点都没蹭掉，一直用了几十年，还好好的。也有送脸盆热水瓶的，小学里的一位老师送给我一支钢笔。
那顿谢师宴，席面不是特别丰盛，但宾主尽欢。大家这么夸我：考取了大学，有出息的。那个年代，中师中专等同于大学。
去读书前，妈和姐姐给我准备几身新衣服，买了两双新鞋子，添置了雨伞雨鞋，行李里还有几个衣架。说实话，在家里几乎没干过什么像样的家务，别说倒马桶这种脏活，就是洗衣服和做饭我都没干过。不知怎的，妈和姐姐很放心，也没叮嘱我要注意的事情，就这么出门读书去了。
九月四日开学前一天，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送我去学校。一头是装着衣服零碎东西的箱子，外面用一条土布被单包着；另一头是两条棉被，母亲已经翻好被面被里，也用土布包着。
到学校有两条路线，可以乘公共汽车或者坐轮船。父亲选了坐轮船，慢，但稳当。早晨，父亲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到了轮船码头，我和姐姐跟在后头。父亲吃力地拎着行李扁担上了船，我也进了船舱。姐姐向我们挥挥手，推着自行车回家去。
轮船慢悠悠地行驶在运河上，船里人不多，我发现同村的建国也在船上。他高考考取了大学，去往镇江读医学院。平时就很熟悉，两位父亲聊着，我们尴尬地坐着，没说什么。后来，他回到镇上的医院，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我父亲脑溢血住院，他帮了大忙；而母亲胆结石开刀，就是他主刀的。母亲的胆囊已经黏连，连续四个多小时的手术，他从手术室出来时，蹲在地上给我看取出的结石和割下的胆囊。
1984这一年，成了人生的重要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