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收入鲁迅1922——1935年间所作小说8篇，除曾收入《呐喊》的《补天》和发表在《莽原》上的《奔月》、《铸剑》，其余5篇均作于1934——1935年间。作品主人公大多为古代神话中的英雄或历史圣贤。鲁迅有意打破时空界限，采取了“古今杂糅”的手法，加入了具有现代性的人物和语言，使“庄严”与“荒诞”在幽默从容的“游戏笔墨”中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其目的似乎是在追寻古今相同之处，借古讽今，同时揭示被经典化的历史或传说中某些被掩埋的真相。如《奔月》写后羿由英雄变为凡人后被弟子背叛和亲人离弃，表现了对“先驱者”命运的思考；《出关》里借用“闲人”之口道出老子哲学中消极逃避的某些本质等。但作品的实验性也决定了在艺术上的某种不成熟，如《补天》后半较为“草率”。
《故事新编》的8篇，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起死》，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故事新编》实质上是以历史讽喻现实，是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小说。
这8篇小说在文体特征上存在着内在差异。《故事新编》的前三篇小说《补天》、《奔月》、《铸剑》在表达主题方面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有较为明确的创作意图。他此时的情绪心境可以较为顺利地借创作表达出来，或者说他的创作是由他的情绪心境的过分饱和而推动的。因此，在这三篇小说中，作者的情绪弥漫于小说之中，这时鲁迅的心灵是比较自由的，外界的团体或思潮对他并不构成直接的约束和影响。心灵的自由使得鲁迅在小说创作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表达出来。
《补天》的主题是个体为了摆脱存在的无聊状态而进行的抗拒活动，三节其实可以看作是三个情节不同但所表达的内在情绪却一致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女娲为了抗拒由于“性”的需求而产生的无聊状态从而创造了人类，简称“女娲造人”；第二个故事是女娲为了抗拒由于自身和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的隔膜所产生的无聊状态而进行补天的工程，简称“女娲补天”；第三个故事是为了摆脱生存的无聊状态而进行的奔波寻觅，简称“众人寻仙”。
《奔月》表达了英雄后羿在家庭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中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的凄凉心境。从鲁迅创作《奔月》时的情境来看，鲁迅与后羿所处的状态与心境存在着很大的相似。《奔月》创作于1926年12月，此时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京南下，一个在厦门，一个在广州。对于这样的安排，鲁迅显然是有着较为谨慎的考虑的，与许广平对于恋爱的一腔热情不同，人到中年的鲁迅对于爱情显然有着更加实际的考虑。如果说《伤逝》中的涓生是软弱的，他为了卸掉压在自己身上的重担而将子君逼上了绝路，那么《奔月》中的后羿则是为了爱人而勇敢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但结果却都是一样没有追寻到自己所渴求的幸福。鲁迅和许广平分开是有原因的，由于被章士钊开除和身患疾病，鲁迅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紧张。可以说，鲁迅和后羿是处于大致相当的生活境地的，他们都曾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现在却都在为了自己的爱人而奔波于生计，并且在“谋生”方面都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
《铸剑》讲的是黑色人和眉间尺合作将国王杀死的故事，表现了一种彻底的复仇精神。黑色人和眉间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眉间尺是为父报仇，而黑色人是实现自己的复仇。黑色人把自己也看作是复仇的一部分，所以当他看到眉间尺和国王二头相斗时，仍然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头也割下去来帮助眉间尺。眉间尺和黑色人同是复仇者，但他们的自身条件有很大的不同。眉间尺年前幼稚、性情优柔，缺乏复仇的手段和力量；黑色人老成干练、刚毅果断，具有复仇的智慧和谋略。《铸剑》中所描写的眉间尺和黑色人这两类复仇者的形象，和鲁迅早年所渴望在启蒙任务中出现的两类人有着很大的相似。一方面，鲁迅希望通过“立人”能够培养出具有精神战士；另一方面，希望“正信”造就具有启蒙可能性的民众。可以说鲁迅一生都没有放弃他早年所建立的“立人”志愿，《铸剑》凝聚了鲁迅“立人”思想和彻底的复仇精神。《铸剑》熔铸了鲁迅深刻的生存哲学，同时也竟然了鲁迅骨子里的那份固有的孤独和悲凉。
与《故事新编》的前三篇小说不同，鲁迅创作《非攻》、《理水》时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时期，鲁迅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并成为左翼文坛盟主，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非攻》、《理水》可以算作是鲁迅向他所在的组织所交的一份作业。面对当时“左联”中一些人对鲁迅没有创作的责备，他需要用创作的实绩来为自己辩解和证明。尽管在创作中受到了当时文学主潮的影响，但鲁迅是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视角。鲁迅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对阶级解放和工农革命等题材进行直接的描写，他选取的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潜隐的实干精神作为对象。
从《非攻》、《理水》和鲁迅在同时期的书信杂文中，可以看出鲁迅的创作意图在于“找寻中国历史中的脊梁”。但有意图的写作却并不算太成功，《非攻》在刻画墨子的形象时，集中笔墨对他的语言进行描写，而对他的内心活动则缺少关注，甚至连一些能反映墨子内在情绪的象征的图景也没有。鲁迅旨在塑造一个实干家的形象，但这却不是他所擅长描写的对象。小说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以至于我们无法把握墨子从事“止楚攻宋”的动机和在此过程中他的心理变化。后来一年之后，他在创作《理水》时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主题还是没变。如果说《非攻》的主题是展现了“历史中的脊梁”的话，那么《理水》呈现的则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脊梁。《理水》中关于禹的正面描写很少，小说展现的更多地是禹在治水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那些享用着用飞车运来食粮的居住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只会做无谓的空谈和对实干家进行攻击污蔑；官员们以考察洪水为名到处吃喝玩乐；庸人们在貌似忠诚老实的外衣下隐藏的是一颗巧滑势利的奴才心；禹的老婆对他的工作非但没有理解反而充满了怨恨与嘲讽；舜和皋陶这些在位者也是竭力将禹拉到俗世的社会中去。
如果是前三篇小说对于创作题材的选取是无意选取的，那么《铸剑》和《理水》则是有意选取的。前者对题材进行了符合抒发自我情绪和人生哲学认识的处理，从而把作者的人生态度充分的表现了出来；后者则是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表达，但却不一定符合作者对题材的处理习惯。由于《非攻》中所要塑造的墨子形象和鲁迅面对历史时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更和他当时焦虑愁苦的心境大相径庭，所以《非攻》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特定任务的木偶。创作《理水》时鲁迅的心情就更为复杂，这时他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晚期，身体机能衰退，疾病缠身，浓重的暮年意识围困着他；“左联”的解散和与周扬等人的矛盾让他陷入了一种愁苦的凄凉境地；同时还有来自国民党以及其他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这些都使他变得十分痛苦。《理水》虽然着意把禹刻画程“脊梁”，但由于作者的思维习惯和心境，对禹周围对立势力的冷嘲热讽掩盖了其对本人的描写，因此作品所呈现的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脊梁”。
到了《采薇》和《出关》，鲁迅的创作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两篇作品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的创作目的。由于这时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僵化，使他摆脱了“左联”对其创作所构成的无形束缚。从《采薇》开始的三篇小说，鲁迅放弃了对“历史的脊梁”的挖掘，而转向了他一直致力于并十分擅长的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坏”的基因的揭露与批判。鲁迅虽然意在批判古代圣贤身上所代表的文化劣根性，但是由于他此时的心境无比的凄凉、孤独，所以在创作中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情绪借古代圣贤的遭遇表达出来。在《采薇》中，鲁迅对伯夷、叔齐逃避人生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字里行间却又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与理解，这也许是鲁迅和他们有某些相同之处：在面对生存困境和外力面前都有着无可奈何的境地。伯夷、叔齐作为“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追寻和坚守自己的理想进行以生命的消亡为代价的追寻，以及在追寻过程中所遭遇的外界的非难，他们的行程与鲁迅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鲁迅在北京时被文人学者们的围困攻击以至于不得不自我放逐；在厦门、广州时所遇到的寂寞无聊；在加入“左联”和的尴尬处境，这些都使得他对人生的体验有一种凄凉无助之感。《出关》中，鲁迅批评老子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只做大言的空谈家，意在批评老子的人生哲学，《出关》在发表后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孔子是鲁迅的自况。鲁迅反驳创作目的是为了批判老子思想，但由于鲁迅自身的境遇与老子在孔老相争失败后的遭遇十分相似，所以在写老子西出函关谷时就不自觉地表现了对他的同情。老子此时的尴尬处境和鲁迅30年代在上海的生存境况差不多，鲁迅在他的书信中一再表示，想休息一下不再做文字工作，但碍于生计问题又不得不做些无可奈何的事情。
《故事新编》的最后一篇是《起死》，与小说集中其他小说不同，《起死》采用了戏剧的创作形式，所以很好的表现了对庄子哲学批判的主题。
《故事新编》在题材选取上和《呐喊》、《彷徨》有所不同，《呐喊》、《彷徨》的素材来源于鲁迅生活多年的江南水乡和周围知识分子阶层，这是鲁迅基于“立人”理想和“借小说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宗旨所选择的素材域，而对于《故事新编》，鲁迅则是不断开拓其创作素材。
总是，纵观《故事新编》8篇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刻画，再联系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便能更深刻的体会其创作目的以及表达的语境了，《故事新编》主题的变化清晰的展现了鲁迅心路历程的变化，而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又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对作家的影响。而更为伟大的时，鲁迅近乎完美的将心灵不可承担的负担表现在其语言形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