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改革和明代张居正改革，在时间点上有点相似。王安石之后四十余年，北宋亡，张居正之后五六十年，明亡。
改革家们都看到了王朝内部的隐忧：承平日久下隐藏的倾轧，土地兼并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官员冗杂、派系林立、支出浩大、阶级也越来越固化。。。
大文豪苏轼看的很清楚：“天下最为患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实有不测之忧。”
有些大祸可能内因要酝酿百年，最后不过需要一个外因的助力，要五六十年后才结出恶果。但至少在这一代人，大家都还能享受太平惬意的时光。这时候有个人站出来吵醒大家，说你们这样太舒服是不成的，终有一天要大祸临头。“
于是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向既得利益集团开炮，试图让王朝振作精神，重新注入活力。这些改革家通常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遭受一群不理解的嘲弄，雪片一样的弹劾，然后陷入怪圈：
要么理念过于超前，受到层层阻力，颁布措施终究成了一纸空文；要么被贪官污吏钻空子，成了盘剥敛财的旗帜，毕竟改革还是需要人去执行；要么费尽心力终于做出点成效，毕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身后立即被清算，人亡政息。
所以古代的改革者通常结局悲剧，他们有大魄力，想努力挽救正在倾斜下沉巨轮的颓势，但面对盘根错节、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集团，力量太微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