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
“文景之治”前后近40年，使西汉的国力发展到空前强盛，这大概和当时的两位皇帝——文帝和景帝——主要在位时间都是壮年有关。他们有雄心壮志，更知道韬晦内敛，对外尽量避免大规模战争，对内无为而治，轻傜薄赋，使百姓得以休息，政局得以稳定。不过两人的寿命也都不长，都没过50岁就去世了。
汉景帝刘启头顶的光环，要比其父刘恒黯淡得多，几乎他的所有政策，都是文帝时代的延续，而很少有发展，有创新。不过他能够从“七国之乱”的大变局中平安走出，基本解决了困扰西汉前期的诸侯王问题，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就这点上来说，无疑比乃父更胜一筹。
“吴楚之乱”又名“七国之乱”，即以吴、楚两个最大的诸侯国为首，纠集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五国，同时发难，以“清君侧”为名发动的武装叛乱。时为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刘启继位才刚两年多的时间而已。
刘启并非文帝刘恒的长子，但他上面的哥哥都年少就夭折了，按照立长的常例，太子的桂冠顺理成章就落到了他的头上，不但如此，因为薄太后说了句“立太子母为皇后”，所以刘启的母亲、原本代王侧室的窦氏，母以子贵，也登上了皇后宝座。文帝后七年（前157）六月，刘恒病逝于未央宫，群臣共戴太子为皇帝，就是汉孝景帝。
综观景帝的一生，他和祖父刘邦、父亲刘恒性格全都不同，外表宽容而内心忌刻，不像父亲那样真正懂得退让，又学不成祖父的流氓相，因此或谓大度，或谓冷血，后世对他的评价往往截然不同。
景帝初期，最信任自己的老师晁错。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文帝时代就受到重用，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议，后为太子家令，辅佐刘启，时人号为“智囊”。刘启才继位，就任命他为内史，后又升任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
晁错在当内史的时候，就常独断专权，引起丞相申屠嘉的不满。因为内史府在宗庙外墙旁边，门向东开，出入很不方便，晁错就自说自话地凿通墙壁，在南方开了一个小门。申屠嘉可算逮到这小子的错处了，上奏请诛晁错。景帝为晁错分辩说：“那是外墙，又不是庙墙，不算犯法。”申屠嘉恨恨地退朝，对属官说：“早知道我就先斩后奏了！”竟然被活活气死。
由此可见景帝是多么的信任晁错。晁错也因此权势薰天，谁都不敢得罪他。后来他劝景帝削藩，景帝召集大臣们会商，除了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外，没人敢说个不字。晁错的父亲听说此事，赶紧从老家跑到长安来见儿子，问他：“皇帝才刚继位，你就出主意削弱诸侯，让他疏远同族，大家都很怨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晁错回答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父叹息说：“这样刘氏是安全了，晁氏却危险了。”竟然喝毒药自杀了。
晁错为什么要一力削藩呢？原来汉初分封的诸侯王领地广阔，权力很大，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西汉的基本行政单位是郡，诸侯王国往往和郡同样大，甚至更大，郡的行政和军事首脑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国的大小官员，却都由诸侯王任命，是他们的私党。尤其当时最大的吴、楚、齐三国，疆域合并起来，竟是中央直辖地的二分之一！
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的侄子，刘邦封做他吴王后不久也后悔了，但又不好收回成命，于是特意嘱咐，叫他老实做人，不要起反心。但刘濞早就埋下了造反的念头，招募亡命，积聚粮草，等待时机。文帝时，他带儿子入朝觐见，其子和太子刘启赌博为乐，一言不合，刘启轮起棋盘来，竟然失手把对方打死。文帝感到很过意不去，又不好重罚儿子，就允许刘濞开采铜山，自己铸钱，并且吴国境内的沿海地区，还准许他可以随便晒盐。刘濞得了盐、铜之利，势力更为膨胀。
晁错提醒景帝一定要关注刘濞的动向，同时主张削减诸侯封地，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他上《削藩策》，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虽然赞同晁错的主张，但也知道刘濞这个硬骨头不好啃，于是他先削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的六个县，从比较弱的势力下手。
皇帝削藩削得顺手了，迟早会削到自己脑袋上来——很清楚这一点的吴王刘濞，现在既得到了借口，又被形势所迫，就在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联络楚、赵等六个诸侯王国，公然发动叛乱。不过他们打出的旗号很有迷惑性，名为“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我们并无意于夺取中央政权，只是为了诛杀君主身边的奸臣晁错，这才不得不发兵动武。
晁错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高兴，他早就料到吴王刘濞会造反，正好趁这个机会，根除毒瘤，巩固中央集权。然而年轻的景帝却被吴楚联军的貌似强大吓破了胆，竟然听从袁盎的建议，真的杀掉了晁错，自坏长城。
袁盎其实也是主张削藩的，但他认为晁错的措施太过激进。文帝时代，淮南王刘长暗杀辟阳侯审食其，袁盎就劝文帝说：“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文帝不听，最终刘长谋反事发，被流放蜀地，途中病亡。不仅政见不同，晁、袁二人性格也完全合不来，哪怕参加酒宴，只要晁错在座，袁盎肯定不来，袁盎在座，晁错也肯定不到。袁盎后来做吴王刘濞的国相，晁错想从他身上找出刘濞谋反的证据，就诬蔑他私受刘濞财物，将其免为庶人。
七国之乱一起，晁错对属下的官员说：“袁盎受了吴王贿赂，所以为他遮掩，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造反了，应该治袁盎预知不报之罪。”官员们回答说：“如果吴王不反，治袁盎的罪还能对吴王有所警告，现在吴王已经反了，治他的罪还有什么意义呢？况且，我们不相信袁盎和吴王有勾结呀。”
最终结果还没确定，先就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袁盎。袁盎非常害怕，于是前往求见也和晁错不合的窦婴，希望他让自己见皇帝一面，据实禀告吴、楚谋反的情况。窦婴果然为他引见，但袁盎见到晁错就站在景帝身边，就要求先屏退左右，他要密告。等晁错一走，袁盎就说：“吴、楚之反，全为晁错逼得太急，只要斩下晁错的人头送去向吴王道歉，他们自然就罢兵了。如此可以兵不血刃地结束动乱。”
景帝的无情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曾经对晁错如此信任，言听计从，可是一到紧要关头，立刻起了“丢车保帅”的念头。他认为袁盎所说，很有道理，于是拜其为太常。数十日后，命中尉诱骗晁错到行刑的东市，把还身穿朝服的晁错当场腰斩。然后让袁盎和宗正捧着晁错的人头，去刘濞军中请求和谈。此时吴、楚联军势如破竹，已经逼近关中，刘濞自得意满，说：“我都已经称东帝了，还谈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