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汉朝皇帝，景帝可能远远没有开国的高祖刘邦、北击匈奴的武帝刘彻、以及中兴汉家的光武帝刘秀有名，他没有从草根到皇帝的经历，似乎也没有对抗游牧民族的魄力，他好像很容易被忽略。汉景帝，这个名字往往和汉文帝相联系，以“文景之治”的专有名词出现在历史之中，来讲述汉景帝的无为而治。
长期以来，汉景帝在历史书里仿佛是这样一种形象：为人勤勤恳恳，发展经济，鼓励耕织，北方的匈奴威胁要钱要粮，他把自己的公主们嫁出去和亲，忍辱负重，死后为武帝刘彻留下了大笔遗产，使得汉武帝可以发展它几十年北击匈奴，西通西域的壮举。以武帝开始，汉朝以一个强盛国家的面貌出现，并开始以自己的文化辐射东亚、东南亚各国，开启帝国时代。
勤勤恳恳的汉景帝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朴实和忍辱负重吗？从七国之乱中似乎能一窥究竟。大臣晁错建议削藩，以汉初的政治形势来看，这项政治活动的本钱太大，以晁错的削藩手段来看，又太操之过急，似乎这是一项在当时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连晁错的老父听闻此事后也服毒自尽。然而一国之君汉景帝深以为然，并不日下令削藩，早有反意的吴王刘濞率众藩王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造反，拉开了汉朝“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大幕。而汉景帝竟然真的信以为真，真以为诛杀晁错就可以使叛军退兵，而且真的就做出了这一步，将晁错腰斩于长安东市。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叛乱藩王嘲笑汉景帝的愚蠢，率叛军继续向长安进发。要不是周亚夫领兵及时平定叛乱，战火就很有可能烧到关中了。
其实，任用晁错，就可以看到汉景帝偏执、急于求成的一面。这和他修养生息，奉行黄老之术的那个形象大相径庭。晁错是韩非子的信徒，法家思想坚定的执行人，他建议汉景帝削藩，加强中央集权，也完全在遵循法家思想。可见景帝任用晁错，也是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并不是只想在史书中留下“修生养息、汉匈和亲”的刻板成见，他是想在自己任上做出一番事业的，至少是扩大中央的权力。然而晁错本人性格极为偏执，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描述晁错时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晁错为国深谋远虑，奋不顾身，与周围大臣关系并不融洽，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大臣袁盎等都与晁错有隔阂甚至怨仇。可见，晁错性格中的偏执与汉景帝的内心中某一部分隐藏的热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性急的人在一起，事情只能会更混乱，更何况其中一个还是皇帝。
晁错的建议是大势所趋，但操之过急。汉景帝以为然，采纳建议，更是急躁。贾谊就曾提出过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汉文帝没有采纳；而晁错提出削藩，汉景帝立即采纳并予以实施，力排众议，无论申屠嘉还是窦婴，都劝他不住。晁错升官，第一件事就是公报私仇，要处死袁盎。袁盎侥幸免罪，日后向景帝建议“按七国所说诛晁错”，可见性急的晁错死于自己性格。七国之乱爆发，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关键时刻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却躲到京城，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为他人留下了口实。可见，晁错其人治军与治国均不存在过人之处，做不到临危不乱还很极端，汉景帝大力拔擢的官员在最危难的时候却想把自己推到前线，加上周亚夫等平叛大将基本上都跟晁错不和，“牺牲”晁错，叛军就失去了反叛的旗号，这都成为了晁错身死之伏笔。
由此可见，休养生息的汉景帝为人还是很极端的，清平盛世任用“酷吏”晁错就是典型的一例。如果我们再把事情往前推推，在景帝做太子的时候，就因为和吴王太子在围棋上争胜就砸死对方，导致承受丧子之痛的吴王刘濞本有的野心更“师出有名”。七国之乱平，吴王身死，汉家王朝得以延续，然而正是由于汉景帝性格中的两次“极端”——弈棋和启用晁错，导致了七国之乱爆发，文景之治的皇帝，也有那么些叛逆性格和自己的小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