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周道通书

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zhé]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书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每诲言时时体验，念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来书云:“上蔡常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阳'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 [fèn]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fèn]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dì]，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秤[chèng]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chī]，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duó]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qū] 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来书云:“事上磨练。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xǐng]，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勿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 “必有事焉而勿忘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真知者也。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huì]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辨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常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象何等从容!常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náo] 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xíng]、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hui]庵[ān]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面畅，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姓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例隐、差悉[xu]、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译文：答周道通书

吴、曾二生前来，详述了道通你的恳切求道之意，我甚感殊慰，而且对你十分想念!如道通这般，真可谓是笃信好学之人。我正处于忧病之中(注:忧病，忧愁痛苦。此时阳明先生正在为父守丧)，不能与二生细论。不过，他们也是有志向肯用功的人，每次相见，我都感觉他们有所长进。我真的不能辜负于他们远来的诚意，对他们而言，或许也没有辜负自己远来求学的目的。临别之际，他们拿着这封书信，转述了你的致意，请我略书数语。荒疏昏聩之中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仅就你信上的几个问题稍作说明，以为奉答。草草数语极不详尽，二生自当详细转达。

来信写道:“日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这番教诲时时体验，对此愈加明白。但是，我发现自己片刻也不能离开朋友，如果能与朋友讲论研习，我的志向才能精健阔大，才会更有生机。如果三五天不与朋友论学，便觉得志向微弱，遇事就会陷入困顿，还会常常忘记自己的志向。现在，在不与朋友讲习的日子里，我只是静坐，或者看书，或在外随意走走。举目投足之间，无不是以此来培养此志，我颇感心意和洽。但是，始终不如与朋友讲习聚会时那样，能让人精神舒畅，更富生气。除此之外，离群独居的人，还有什么更好办法来保持志向吗?”

道通你这番话足以验证在日常用功中的收获。学问功夫大略就是如此来用，只要持续不断，到功夫完全熟练后，体会又会有所不同。大抵我们做学问的重中之重就是立志。你所说的“困忘”的问题，也只是志向不够真切。比如，一个好色之人，何曾有“困忘”的毛病，他仅仅是因为心意真切罢了。自己的痛痒，自己一定知道，自己也一定会去爬搔抚摩。既然自己已经知道痛痒，那就必须自己去搔摩，佛教把这个称为“方便法门”。自己的事需要自己去安排考虑，别人终究帮不上忙，也更不能为你想出其他办法。

来信写道:“上蔡(注:谢良佐)先生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先生说：“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从学者的功夫上来说，固然是要做到'必有事焉而勿忘’，但是，需要理解'何思何虑’的状态，这两个说法合起来理解才会正确。若不理解这种状态，就产生'正(注:过度预期)’与助长’的弊病;若只是知道'何思何虑’，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功夫，只怕又会堕入虚无。因此，应该不执着于有，又不执着于无，这样是对，还是错呢?”

你所讲的也相差不大，只是体悟得不够彻底。上蔡先生的提问与伊川先生的回答，仅是达了他们二人的看法，却与孔子《系辞》的原意稍有不同。《系辞》上所说“何思何虑”，是指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除此之外，别无他思他虑，而不是真的无思无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既然这里都讲到了“殊途”“百虑”，岂能说真的无思无虑啊?心的本体即是天理，而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理原本是寂然不动，原本是感而遂通的，学者用功，即使是千思万虑，也只是想着如何恢复他本来的体用罢了，并非要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出来。因此，明道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就是叫作自私弄智了。而“何思何虑”正是为学的功夫，就圣人而言，自然能做到“何思何虑”;就普通求之人而言，这个功夫需要勉力而为。但程颐先生却把“何思何虑”当成用功成效，所以他才认为讲得太早。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这说明，他自己也觉察到前面的话还没能表达透彻。濂溪先生'主静’的说法也正是这个意思。依道通所说的来看，你已经有了一定见地，然而还没有做到合二为一。

来信写道:“凡是学者一开始知道要做功夫的时候，就应该认识何为圣人气象。把圣人气象当成具体标准，真切实际地去照着做，才不会有差错，这才是作圣的功夫，不知是否如此?”

“先认圣人气象”，过去曾有人这么说过。然而这个说法也欠思考。圣人的气象是圣自己的，我又能从何处认识到呢?若不从自己的良知上真切体悟认识，那就像用没有秤星秤去称轻重，用未打磨的铜镜去照美丑，正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圣人的象哪里能认识到呢?要知道，自己的良知本来与圣人没有区别，如果能清楚地体悟认识自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那里，而在我自己这里了。程子(注:程颐)先生曾经这样说:“看着尧的样子，学习他的行事方式，却没有他那么聪明睿智，哪里做到跟他一样，行动、容貌都能合于礼呢?”他还说:“心能够与道相通，然后才能明辦是非。”现在道通你且说说，与道从何处相通?聪明睿智又从何处而来?

来信写道:“关于事上磨炼。在一日之内，无论有事还是无事，只需专心致志培养心之本体。若是遇到事情影响，或是自己有所感触，既然心上都能觉察到，那怎么能认为是'无事’呢?但根据事情去专心思考一会儿，大体觉得事情理当如此，于是就能把它当作无事一般对待，只是尽自己的心而已。尽管如此，为何还有事情处理得有对与不对的情况呢?还有，有时事情很多，需要一件一件地处理，却常常因能力不足，陷入事情当中，虽竭力支撑，但精神已觉衰弱。遇到这种情况，未免要退下来深入反省，宁可先不了事，也不可不对心之本体加以培养，这样做正确吗?”

以上所说的功夫，就道通境界而言，也只能做到这样，但是未免还有出入。凡人为学，终身只是做这一件事。自少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正所谓“必有事焉”。如果说:“宁可先不了事，也不可不对心之本体加以培养”，那么还是把它们当成两件事了。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情一来，只是尽我心中的良知来应对它，这就是所谓“忠恕违道不远”。至于处理事情会有善与不善，以及遇到事情会陷入困顿、无序的问题，都是由于被毁誉得失的心所牵制，不能切实去做致良知功夫的缘故。若能切实去致良知，就会现，平日以为做得善的不一定是真的善，而那些不善的，恐怕正是受到毁誉得失的牵制，而自损良知的表现吧。

来信写道:“有关'致知’的学问，春天的时候再次承蒙教诲，已经很明白如何用力了。相比从前用功，我觉得现在尤为简易。然而我认为，对初学的人讲'致知’，还须加上'格物’的内容，让他们明白从何处着手。本来'致知’'格物’功夫应该一并来用，但是初学的人不知功夫的下手处，还是要先给他们讲'格物’，然后才会明白'致知’等等。”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明白了“致知”就已经明白了“格物”。如果不明白“格物”，那么“致知”的功夫也未曾明白。最近，有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我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也把它寄给你，认真读完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

来信写道:“现在为朱晦庵、陆象山二位先生的学说进行争辩的现象依然存在。我经常与朋友们说起，不明已经很久，完全不必枉费心力地争辩朱、陆的学说谁对谁错。我只是根据先生您讲的'立志’两字去点拨人。如果这个人真能辨明他的志向，决心要知晓正道的学说，那么他已经基本上明白了。即使不去参与朱、陆学问的辩论，他也能自然明白是非对错。我曾发现，朋友之中有人听到批评指责您的言论就十分愤慨。过去朱晦庵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给后世留下众多争议，说明他们的功夫还不够纯熟，其中明显有动气的问题，而明道。先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与吴涉礼谈论介甫(注:王安石，字介甫)的学问主张时说:"请把我的看法全都转达介甫，如果不有益于他，也必有益于我也。’ 这种气度是何等从容!我曾到先生您写给别人的信中也引用了这句话。我希望朋友们能如此。您认为怎样?”

这一番议论非常正确。希望道通你能遍告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各人只管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的是非。用言论毁谤人，这种毁谤还算是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当成口耳之学,夸夸其谈，虚度光阴，这是在用自己的行为来毁谤圣学，这种毁谤就非常严重了。在天下那些议论我的言论，如果从中能获得有益之处，就都是对我的砥砺磨炼。对我而言，不过是警示反省，提升德行的机会而已。古人说“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对于老师，又怎能去厌恶呢?

来信写道:“有人就程子的一段话'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

请教朱晦庵先生:'为什么不容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晦庵先生这样回答:'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我对二位先生的话没有懂，每逢看书读到此处，便会感到迷惑。特向您请教。”

告于曾说“生之谓性”，他说的“生”字就是“气”字，就相当于说“气”就是“性”，“生之谓性”等于“气即是性”。然而，“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天之性是不容说的，要是像告子那样理解，一说“气即是性”时，已经是落到一边，不再是性的本原了。孟子讲的“性善”，是就本原而言的。但是，性善的发端又只有通过“气”才能见到。若无“气”也就无法见到“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所谓的“气”。程子讲“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也是因为学者各自落到了一边，所以程子只得如此来讲。若能明白见到自性，那么，气即性，性即气，原本就没有性、气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