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来法国的第三个月得了病，不敢和家里人说。
那是个没有雪的冬天，温度却低至零下。
走在街上常常会忘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觉得和我擦肩而过肤色各异装扮不一的人和武汉江汉路里的人群没有差别。只是一张张被厚重帽子围巾遮掩住，只露出五官的面孔。
临近圣诞节，整个图卢兹都变成了红色的海洋，红墙红砖红瓦，再加上橱窗里精致的圣诞装饰，透露着一丝最后的温情，满街的灯光仿佛都在预谋压抑着什么。
天气异常寒冷，我每天都去公共图书馆蹭暖气，偏爱去报刊杂志区，因为那里永远聚集着最悠闲的法国人。
我在被这种法国老人包围，沉重的咳嗽声，翻阅报刊杂志的窸窸窣窣声，以及棋子触碰棋盘的声音中享受到在法国三个月来最安心舒适的时刻。
这是我的舒适区，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最能安心敲字思考的地方。这些退休了的法国人，在这里花耗着他们人生最后的阶段，我看着单人沙发上几乎睡着的苍老面孔想象着自己的未来。
直到某个周中的早晨，我发现我的世界变了。
我不敢和别人说，我得病了，我得了恐外国人症。
这句话要是被外国朋友听过去，肯定要做出各种嘲笑我的手势吹口哨拍桌子，我这个在法国的中国人才是她们眼里的外国人。
总之，这种事情得瞒着，对中国人得瞒，更别提说对外国人了。
是怎么得病的呢？我现在可得用手蒙着眼睛告诉你。
那天早上我一如既往拖拖拉拉到7点40才出门，学校8点15上课，我必须在在路上飞奔，并且直接奔到地铁A线，可不能偷懒坐B线再转A线，要不然在换乘Jean-Jaurès站和全图卢兹的赶地铁人一起挤上去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我这个人仪（jiao）式（qing）感特别足，那必须得装模作样拿出一本法语原版的小说，最好站在一个拿滑板穿喇叭裤的追风少年旁，小心避开同时有中国人排队的车厢（不为什么，只是追求人群中独一无二而已），优先选择带婴儿车的妇女的队伍排着。
所以，我一般会狂奔到Capitole站上车。我现在回想起那天来总觉得哪个环节出了错，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按理说我每天早上重复闹钟响，掐闹钟，睡过头，大叫一声爬起来，往地铁站飞奔十分钟都已经形成了完美的生物钟，分秒不差，怎么还会有错呢？
啊！是那天的云！前天晚上我分明看了天气预报，又是一个下雨天，那天早上怎么就成了漫天的朝霞了呢？我提着饭盒在粉红色的天空下飞驰怎么都有点难以言喻的不详。
那节车厢也是我理想中的标配，两扇门的中间，扶手上一共有四双手，四个角落里各站了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什么国家的人都有！我当时还仔细端详了一下扶在杆子上的手，深深浅浅，各种肤色都有。我又侧过头去看地铁里面的反光镜，再一次发出人生中第258次感慨：“我TM怎么长得这么像中国人啊！”.还没等感慨完，就到了Arènes，因为这里也是轻轨火车公交的换乘点，所以通常会有很大的人流量。还没等我完整地看完自己的脸，就被一个上来的哥们挤到了角落。
我突然，就忘记自己的长相了。
只好去看身边的人，试图回想一下自己鼻子以下的部位。完全没用！我把车厢里的人脸从抬头纹看到下巴，一个比一个可怕。
原本觉得好看精致个个都如雕塑般的脸，因为棱角太分明让整张脸都看起来僵硬，原本深邃幽深的眼睛因为蒙上了冬天的冷气，而显得冷漠疏离。我在人群里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就像是落入人群的动物，或者是大海里飘起来的轮胎。
后来我被人群裹挟着下了地铁，脚好像是生了风，自己掌握着方向，却是轻飘飘地距离着地面0.5米的位置。发报纸的小哥哥笑着对我说“你好，祝你一天愉快”，我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赶紧拿了报纸往前快走，连谢谢都忘了说。守着基督教牌子的那两个人本来神秘超然的气质那天看起来更是可怕，哪有宗教的圣光，全是危险和恐惧。走一步，看到一个人，我都拼命地压抑着自己别叫出来。
这真的是我住了三个月的地方吗？为什么所有人都看起来面目可憎？和老百姓看着西游记里师徒四人地感觉分毫不差。
如履薄冰地往教室走着，突然一个外国朋友叫住了我，她上来就要用贴面礼来跟我打招呼，太热情了，完全拒绝不了，我强忍着想吐的不适，在离她的脸0.555毫米的地方发出亲吻的声音，然后快声说着“Ciao”就逃走了，剩下她在我身后喊着我的名字“Yuan, yuan…”
之后的日子每天都异常难熬，我不能跟别人说我得了“恐外国人症”，只能强装镇定地完成最基本的社交，随后风一般地逃回家。
“恐外国人症”让原本精彩的留学生活彻底陷入黑暗，满城的灯光都点燃不了我的世界，那里是漆黑一片，寂寥无声。
挤地铁时不感抬头去看旁边的人，我本来就在这群外国人里身材矮小，每天像鸵鸟一样缩着身体更像是这个社会里的一粒磨人的沙子。上课时我原本爱盯着老师看，现在更是不抬头，专门抄同学的笔记，我似乎都能感受到中国人身上那种熟悉让人安心的气味。更是不敢去参加各种晚会聚会，推掉了和所有外国朋友一起吃午餐的机会，拒绝了一起去逛圣诞集市，一起去酒吧。
我拿这个病毫无办法，也没有人可以去求助，自己才是人群中唯一的异类，不能说不能说。说出来，除我之外地所有人都会统一战线。
我几天前收到了求职时的一个回复电话，让我去Arènes发薯片，我这个月挣钱计划几乎要泡汤，每天都在投简历，几乎没有收到过一个回复。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一定不能错过。我知道对一个得了“恐外国人症”的人而言，在一个人流量巨大的地铁站门口发薯片简直是自寻死路，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得去。
于是，就在昨天早上，我去地铁站发Doritos这种三角形奶酪味的硬薯片。曾经看过一部灾难片，不记得名字了，大抵是因为过量使用电子产品，人们失去了“走出去”的能力，只要往外面跨出一步就会倒地而亡，所以他们只能待在房子里，地铁，建筑楼。让得了“恐外国人”症的我迎着人群去发薯片，跟电影里仅仅是跨出外界一步就会死去的人一样，更别提Arènes是黑人阿拉伯人的聚集区。
肤色身材年龄外貌失去轮廓，我只看到行走的器官，它们气势汹汹地向我涌来。
我被推了一把“上啊，发薯片啊你！”于是我只好微微颤颤地把薯片塞在这些器官手里，突然有一个从地铁站里出来的男人直接向我走来，我吓得动弹不得，屏住呼吸等待着自己与世界决裂的最后一刻。结果他直接绕过我，搬着一箱薯片若无其事地走了。
我在心里骂了声 “putain”，结果我的同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这边的动静。怒从心起，我冲上去把他给拦了下来。这个大胡子继续若无其事地把箱子还给我转身走了。我抱着这箱薯片往回走，仔细回忆着这张脸，和我曾经见过的坏人不是同样的面孔吗？
再回头看着这群急匆匆赶着上学上班的外国人，和武汉二号线挤着上光谷站的人分毫不差。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我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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