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作是我，能否比他们做得更好呢？

这句话是阅读历史著述进入到“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阶段之时才会生出来的自问。有关答案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年轻人阅读历史往往在沉痛处可以抑制一下狂野之心，遍历人情世故之后，才会发现自己昨日之所见皆非。

朱维铮教授的《走出中世纪》与《走出中世纪二集》在文字叙述中除了延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外，还存有前辙可见的隐情。我也想到提及张鸣先生针对中国近现代史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近现代史中包含着巨大的融入世界的犹豫”。在欧洲历史叙述中，中世纪也被称之为"黑暗世纪”。能否冲破黑暗世纪的除了认识的进步之外，更多的还是依赖人性中的天然成份驱动。几百年的禁锢始终不能抹杀人性当中的自由。而对于朱维铮教授用西方历史概念来同比中国历史，也是试图唤醒人性当中的自由。所以在《走出中世纪》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思想史、治学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经史之学”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封闭与阉割的。尽管清一代汉学家的考据学风曾经风光一时，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种治学史毫无新意可言。也至此，我们才明白鲁迅先生所讲的“在故纸堆中”的指向为何？

至此我们也会明白为何龚自珍的《乙亥杂诗》中的第二百二十首诗这样讲：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后辈之人多讲此诗的重点放在后两句，不过我倒是觉得龚自珍真正想说的是前两句。也就是这前两句才是龚自珍身处时代的现场氛围。当我们阅读晚清历史时，如果注意到对于彼时社会的描述，用两个词就可以概括：沉闷与麻木。尤其是在着重中国近代史学家的笔下，这两个词基本是处处可见的。这种共识更能印证龚自珍的叹息绝非文人的自怜！《乙亥杂诗》的最后一首诗（第三百一十五首）最能表达龚自珍无奈：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

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龚自珍笔下的乙亥年，时为公元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一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在清帝国的东南一隅爆发。从这个时间巧合上来讲，龚自珍对于社会的观察并非诗文中显示的那样含蓄。

从朱维铮教师所采用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并非来自清一代，而是自明一代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这样说，清一代的“中世纪”远比明一代的“中世纪”青出于蓝了。在孔飞力先生的《中国现代化国家的起源》中也是从类似的“中世纪”的历史观念中逐步推演出来的。不过孔飞力先生显然对于中国走出中世纪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依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但是从朱维铮教育和孔飞力教授的叙述中来看，“走出中世纪”所凭借的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强力，同时还有内部世界的局部认知。“中世纪”的几百年时光绝不是用短短几十年就能消解完毕的。这种清醒也具体体现在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选择时的摇摆不定和左右失据。

不过在朱维铮教授的《走出中世纪》中隐隐显露出一个群体：南国士子。在中国走出中世纪和走入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群体的历史和所展示的勇气可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中被忽略的一个描述。

南国士子这一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和视野或许与中国的地域有先天的关系。而且此处所讲到的南国士子所处的地域，涵盖了中国自江浙一下的地域，江浙闽粤湘鄂可能是南国士子最根本的聚集地。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那些人物，我们都可以按照籍贯归属将他们放置在“南国士子”这一群体当中。当然，我们直到今天都不能否认中国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更遑论是人。在中国的天然地理分界上，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两大区域所塑造的不同认知更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分野。

另外说一句闲话，对于南国士子这一群体的历史，恐怕要从《南明史》开始追溯。

历史因时、地、人、事而发生，缺一就无法完成叙述。《走出中世纪》也正是围绕这四项基础来展开，尽管朱维铮教授在讲述中国的中世纪史已经相当的隐忍，可是我想读者还是能从这些文字找到与当下对应的场景。我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关怀吧！

在面对绵长和厚重的历史时，其实是与“传统”相对应的。这样的传统是要继续背负，还是要改造，这其中的争论并非今日就有，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会身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漩涡中。而《走出中世纪》及《走出中世纪二集》就是介绍在漩涡中各种力量的来源与走向的说明书。阅读这样的书，就是慢慢学会如何在时代中自处。以及如何辨认哪是高墙，哪是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