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词，主要影响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和审美情趣，对于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讲，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戏曲。
普通老百姓不会去看书，也懒得花时间去搞清楚故事的对与错，但是看了戏，他们就会对某个人物有共识，如果这个共识符合老百姓的价值观，还会代代相传。（王世贞与严嵩的故事）
戏剧的影响力从哪来？
传统戏剧常常会用三分引导、七分迎合的表达方式，所谓三分引导，就是剧作家要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戏剧表达出来，而七分迎合并非完全是揣测观众的想法，而是要迎合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判断。
比如在一部戏剧中，会有忠有奸，但奸人终得上天报应，这是迎合大众的部分，至于谁是奸，谁是忠，面对奸臣，忠臣该怎么做，这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想法了。
《西厢记》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元稹自己就是个渣男）
在故事中，张生旅居在普救寺时遇到匪乱，救了同在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母女，并因此对美貌的远房表妹莺莺动了心。经过莺莺的丫鬟红娘牵线搭桥，两人成就好事。
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虽然莺莺依然一往情深，但是张生不久就变心了，另娶他人。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张生还总结出一堆红颜祸水的歪理为自己开脱。后来，莺莺当然也另嫁，而张生路过莺莺家门时，居然以外兄的身份请求相见，遭莺莺拒绝。
这个故事即便在古代的男权社会，大家也觉得张生是个渣男，中国正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并不支持这种渣男行为。这样的一个张生，如果搬到舞台上，是会给观众骂死的。
于是《莺莺传》为了迎合观众，被改编了三次：
第一次是到出现了戏剧演出和商业竞争的宋金时代，这个故事就被改成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仍然是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人们并不喜欢悲剧结尾。
第二次是金代文人董解元的版本：他把后半部分改成了大团圆结局：
张生在考中了功名后，有一个叫郑恒的年轻人编造谎言说张生负心，在京城另娶他人，崔母要莺莺嫁于郑恒，但这时张生赶回来，带崔莺莺私奔，有情人终成眷属。
董解元也将故事改名为《西厢记》。
在《西厢记》中，无论是张生还是崔莺莺，都是正面形象了。同时，为了增加戏剧性，只好把崔莺莺的母亲放到他们的对立面去，同时还给张生创造出一个叫郑恒的情敌。
第三次修改，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西厢记》还经过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进一步迭代。他保留了董解元版本的基本故事情节，但是做了两个重大的修改。
1.结局改得更完美——张生和崔莺莺两个人不是私奔，而是光明正大地走到了一起。为了增加故事的合理性，红娘这个牵线的角色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红娘这个配角的形象，在很多人心目中甚至超过了主角崔莺莺。
2.增加了文学性——在这以后，老百姓会在舞台上看故事，而文人们则会在花前月下品读作品。
通过对张生形象的改造、大团圆的结局和文学性的提高，《西厢记》有了在士人和老百姓中广泛传播的读者基础。
那么在《西厢记》当中，作者传达了哪些思想呢?
1.作者写出了大家想实现却不容易实现的理想
比如遇到自己一见钟情的对象，娶一个大家小姐，考中功名、封妻荫子。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很容易寄托于戏剧。在中国古人的内心中，并不缺少浪漫的情怀，但现实并不浪漫。《西厢记》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和完美的结局，非常符合人们弥补现实缺憾的需求。
2.作者在作品中将女性的地位提高了
无论是莺莺还是红娘，她们的行为都是主动的，这可能和王实甫生活在元代有关。《西厢记》也因此成为古代支持女性追求自主婚姻的作品，进一步影响了民间思想，红娘也因此成了媒人的代名词。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中国古代戏剧到了元代达到顶峰是有它的道理的。
在宋金时期，主流的文人是不会去写剧本的，他们要考功名做官。
但是到了元代，不再有科举考试了，文人们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被阻断了，而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看杂剧是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于是水平高的文人们都开始写戏剧，即元曲。从此，中国的戏剧就由本来结构不严整的短小戏曲，变成了文辞精美、结构完整、能够雅俗共赏的长篇剧作了。
明代之后，读书人们又有了考功名的出路，戏剧文学反而不及元代繁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