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雨素》击中生活痛点
【侨报综合讯】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多关注，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来的经历。
范雨素。《北京青年报》
有网民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
“曾是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
一篇7000字左右的“自传”《我是范雨素》让身在北京皮村的范雨素变得与从前不一样。
综合武汉《长江日报》、《北京青年报》报道，25日，正忙着接受各路媒体采访的范雨素说：“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眼下有四五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出版我之前写的一部十万字长篇小说，不过那些都是我手写出来的草稿，是不是真能走到出版那步，不敢想。”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范雨素“自传”的第一句话，也是令很多人记忆最深的一句话。
范雨素出生在襄阳农村，她说，“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范雨素的大哥因在家务农而郁郁寡欢，少年得志的二哥一度沉迷赌博债台高筑，智障的大姐20岁就去世了，曾患小儿麻痹症的二姐最后找了个文盲结婚。
因为不能忍受在乡下的枯燥日子，20岁那年，范雨素去了北京，在饭馆做服务员。但她形容自己“很笨”，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手笨”的她挣钱困难，便草草和一个东北人结婚，随后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范雨素写道。
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待得太久，范雨素不久又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
范雨素现在住在东五环外的皮村，那里有众多小型加工厂和打工者租住的平房。初到皮村，范雨素陆陆续续搬了好几个地儿，最后以300元（人民币，下同）每月的价格租了一户四合院里的8平方米单间。这间朝南的房间有一块大玻璃，阳光可以洒进屋子，“特别幸福，有安全感。”
起初，因为小女儿要看管，她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子弟学校工资低，一个月只给1600元。小女儿可以独立上学、回家之后，她就去做育儿嫂，一个月给6000多元，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小女儿。
“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范雨素如此形容当时的状态。
2015年4月在皮村工人小组上课，范雨素在朗诵自己的作品。武汉《长江日报》
“一本书没人看像一个人没好好活”
范雨素坦言，自己能在艰苦的生活中挺过来，阅读带给了她很大力量。她甚至总结出一句朴素的话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是小说看得太少。”
家境不好，范雨素初一就辍学了。“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8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读书始终是我的最爱。”
因为家里的哥哥、姐姐都喜欢看书，范雨素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她不光看知青文学，还看《鲁滨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等等。“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
在北京打工的这二十多年，范雨素仍然坚持阅读习惯，除了纸质书，她还关注了很多文学期刊的公众号。她在北京皮村的房子只有十多个平方米，但床下、桌上都是堆着各种书。然而，她昨日对本报记者说：“读书是自己的爱好，作为一个打工者，我并不太想让周围的人知道我喜欢看书，因为我不想刻意显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在离乡多年的打工生活里，范雨素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见生人。后来，她翻了很多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社交恐惧症”。她担心，一旦恶化，自己就成“抑郁症”了。范雨素说，一路走来吃了很多苦，她的心好像变得很柔软。
一个女人在北京带着两个孩子，生存殊为不易。不过她坚持用阅读与无私的母爱，帮助大女儿成长，“她今年20岁了，眼下在上海当白领，收入也很不错。”
爱读书的习惯大女儿很快也养成了，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范雨素陆陆续续去潘家园、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范雨素说。
2014年，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热爱文学的范雨素去报了名。每个周日晚上，那里都有优秀学者来给与她一样的进城务工者讲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范雨素开始尝试自己写小说。
媒体:文章刷屏是我们被自由灵魂惊艳到了
1985年，琼瑶小说《烟雨濛濛》正流行，12岁的范雨素自作主张，改名“范雨素”。
《北京青年报》报道，范雨素说，《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的写作灵感来自母亲。因老家耕地被征用，听81岁的母亲讲述维权奔波经过，身为女儿她很难过，“有那种喷涌的感情”。“因为心疼我的母亲在帮助村子里移民过程中被拽伤胳膊，一腔感情地写了《母亲》。
事实上，《我是范雨素》并不是范雨素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去年5月，她写大哥的短文《农民大哥》发表，亦获得大量网民点赞。
于是，她每天下班回到家后，开始了《我是范雨素》的写作。这篇原本近万字的文章，她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只花了5个小时就写完了母亲的部分。责编郭玉洁删减两千多字后编订发表。
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她把这篇长篇小说命名为《久别重逢》。她说，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
范雨素透露，“去年其中的一个故事在网上发表后，就有杂志社找到我，真是非常意外。”
同样，在近日《我是范雨素》突然火爆之后，已经有出版社连夜打电话找范雨素出书。她坦言，根本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火，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我连打字都不熟练。像我们这种养孩子的，就想赚点钱，正好正午（微信公众号）给稿费。而且我也没写过多少东西，没有感情我写不出来。
《我是范雨素》并不是范雨素最喜欢的作品。她最喜欢自己刚刚完成的一篇十万余字的长篇小说，这篇小说被她定义为魔幻纪实，是以家乡为原型的故事。
为什么如此朴实的一篇文章会走红？有媒体谈到，文章的走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灵魂，坚强的意志。在谋生之余通过写作而让自己精神生活有所依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也是很多人追求的活法。此类互联网时代清流般的话语表达，它所吸引的关注、营造的阅读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话题效应，反证多数人被大时代、大潮流卷入其中，范雨素的出现或许能让我们暂时停下脚步。
打工文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
这些年，从郑小琼、许立志再到范雨素，“打工文学”被许多读者所认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张慧瑜博士每周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坚持义务授课，是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志愿者，他谈到了他眼中的“打工文学”。
上海澎湃新闻报道，“以范雨素为代表的底层打工者用文学的方式写出自己的故事，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张慧瑜说：“首先，他们的写作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另一面，看到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因为在主流文化景观中，基本上看不到工人文化、工人文学；其次，底层文学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写的，而范雨素等人是自己写自己的故事，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有意义，避免被他者化和猎奇化；再者，他们的作品都是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但其实他们的写作代表着千千万万进城打工的群体；最后，我觉得他们的写作拯救了“文学”这个文类，其实在20世纪历史上，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当下的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好看，这不仅是文学语言上的隔膜，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脱节，甚至严重滞后，从一些纯文学作品中感知不到今夕何夕。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提到“打工文学”的时候会有批评，认为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以及内容比较单一。张慧瑜却认为，艺术上粗糙不是打工文学固有的，其他的文学、艺术领域肯定也有粗糙的作品，但是比较优秀的打工文学恰好是艺术上没有问题的。
另外，同样是出生于湖北农村，同样是家境贫困、生活坎坷，又同样是因为写作而受到关注。在受到《我是范雨素》一文的感动之余，很多网民都将近年走红的余秀华与范雨素相提并论。张慧瑜说：“她们两个人确实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写了人生的苦难、生活的坎坷，而且都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更能击中人生的‘痛点’，从而在普通读者中引起更大的共鸣。”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谈到文学的作用的时候，会经常说文学其实没什么用。也有人说文学的作用其实就是在艰难的现实中给读者一点安慰。张慧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称：“对于大部分打工者来说，从事文学创作本身是逃离异化生活、获得生命喘息的方式。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到文学发挥着一种简单、质朴的功能，是直接表达他们生活和生命状态。他们像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一样，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不自主的、异化的状态。
人民日报评“范雨素走红”：别忽略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近日在谈到“范雨素走红”时指出，不应忽略文章指向的问题。文章摘编如下：
文学是什么？对于范雨素，这或许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诉说，以此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梦想。正如她所说，当育儿嫂很忙，但“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文学可谓“精神欲望的满足”。其实，还有更多普通人，也同样以文学为栖身之所：在湖北乡间的田埂与小院之间，诗人余秀华写下自己浓烈的情感；在广东城镇的厂房与流水线之间，《我的诗篇》记录下劳动者“骨头里的江河”……他们通过文学感受个人状态、反省生活意义、思考社会问题，完成对于自身的疗愈乃至救赎。
当今时代，文学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全民娱乐抹平了个人兴趣，快速消费让功利取代了痴迷，无用之事、无事之人难有容身之地。生活越发同质同构，社会也难免变得扁平。范雨素提供的与其说是文学，是真挚带来的感动，不如说是文学印于书本、行于网络之外的鲜活形态，是生命与社会仍然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惊奇。
在更大层面上，这些心怀文学的人们，也让人思考科技蒸蒸日上之时，人文精神回归与重塑的问题。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但也正是这样的有限性，标注了人独特的存在。所谓文学，说得玄一点，就是有限向着无限的眺望，就是短暂在聆听永恒。这样的眺望与聆听，构成了对意义的追求，也构成意义本身。科技与商业，是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文学和艺术，则是人文精神的理想样本。保留对于文学的热爱，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或许也就保留与创造了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转译的可能。
是的，因为好看，《我是范雨素》一文展现出文字表达、文学书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好看，而忽略了文章指向的个体遭遇、社会问题。从农民工子女就学到农民征地补偿，如若一篇好看的文字，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公义的到来，也就能在实现文学社会价值的同时，展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