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发生在我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暑假里，那时我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放假期间要安排学生到学校值班，帮助传达室维持校园卫生，并协助登记管理学校里的外来人员。因为六年级的学生已经毕业指望不上，所以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和另一个同学一组，被安排在七月份最炎热的几天当值，值班时间早八点到晚五点。
我是一个守时守则的人，放假前就把值班的日子牢记心间，回家在日历上做下标记，生怕无意间把这意义重大的日子给错过了。值班那天，我早早的起床，穿上整洁的白衬衣，提着一壶凉开水，满怀激动的奔学校而去。我有这样一种心理，离开学校一段日子后再到学校去总会有一点莫名的紧张，纵然现在离开校园好几年也不免有这种情节。
学校传达室当值的人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个子不高，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那张地包天的嘴，牙板很黄，一说话吐沫星飞溅，口里散发出一股酸腐味道。他看见我来报到的时候竟然有些差异，眼神中分明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你是来干嘛的？我说我是来执勤的，放假前老师就安排好了。哦，男人点了点头，口气中仍然有些不确定。我拿过桌子上的值班登记浏览了一下，从放假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除了开始几天有两个同学来值过勤，这将近二十天连个人毛也没来。我顿时失落万分，眼前工作的光荣也一下荡然无存了，我只是在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把老师的话当回事。
男人说，你这孩子不错，挺听话，开学以后我给校长说去，叫她教训那些不来执勤的孩子，不像话。来，我给你钱，你先给我买盒烟去......
不料和我一起值班的搭档竟也来了，虽然来得晚了些，但对我是一个安慰。搭档并非是为着执勤才来学校的，他的家离学校不远，每天都会骑着车子到学校转一圈然后就回去，仿佛出门只是为了炫一下车技。对于他来说，来学校完全是一种爱好。搭档看见我，有一点高兴，说，你等着，我回家拿足球去，咱踢球玩。我说好。搭档车子也没下，一转把很拉风地走了。他拿来足球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我问他怎么这么久才回来，他说天太热了，在家看了会儿电视吃了块西瓜。
在学校里踢球的并非只有我们两人，虽然在原则上不准外来人员入校，但是仍然有好几个六年级毕业班的孩子来学校玩，几个低年级的小孩也跟着进来凑热闹。我拿着传达室的登记本走的低年级小孩的跟前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登记一下。小孩不敢回答，低着脑袋灰溜溜的跑出学校。我又走到六年级的孩子跟前，他们开口就说，我叫**，你快记下了吧，反正以后不在这儿上学了，校长也管不着。我就这样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履行着老师交给的任务。
有一天学校里闯进一帮陌生的孩子，不是本校的学生。后来得知有外校的老师借用我们的教室办了个补习班，这帮孩子是补习班的学生。他们也带了自己的足球，一下课就在操场上飞奔呼号，俨然已经反客为主，毫不在意我们的存在，似乎也不在意头顶上炎炎的烈日。传达室的男人叮嘱我，看紧他们，可别叫他们弄坏了学校里的东西。操场离教学楼很近，如果足球飞过去很容易打碎教室的玻璃。然而我们的担心似乎多余，几个孩子脚法娴熟，一天下来相安无事。
太阳已经偏西，在烈日下烤了一天终于快要下班了。我的搭档一个钟头以前就走了，他说回家喝口水就再没有回来。然而那几个外校的学生却依然劲头十足，下课以后就一直踢球，看来不黑天是不准备回家了。我看了看表，四点四十五分，还有一刻钟下班。我对传达室的男人说，我累了，我回家了。他说，不行，还没到点呢。我说，我不管，我走了。于是我提着空水壶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那男人看见我劈头盖脸就说，叫你别走你偏走，看了吗，出事了。我的心顿时缩成一团。那个男人说，你刚走那帮孩子就把球踢到二楼上，把一个教室的窗玻璃打碎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紧张地问。
“你刚走的时候。”男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过五点了吗？”
“不到五点。”
我顿时有种塌天的感觉，似乎自己一不小心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想不到我的一世英名就这么全毁了。男人带着我到那间毁坏玻璃的教室看看，那正是男人睡觉的地方。男人晚上是住在学校的，传达室很闷热，他平时就到二楼的教室里睡觉，并几张桌子铺张凉席，很通风凉快。窗子正对着外面的操场，破损的玻璃半米见方，没有全碎掉，呲牙咧嘴的还勉强聚成一块，就像我那伤痕累累的心。
男人说，这事你也有责任，不过我看你这孩子挺老实的，就不把你早退的事告诉学校里了。一会我得找他们老师，叫他们赔，到时候你得出来给我作证。
“我怎么作证？”
“你说你看见他们打碎玻璃就行了。”
这时我的搭档也来学校了，得知玻璃被毁的事以后吃惊地挤了挤眼睛，然后吹两声口哨，拉着我和他踢球去了。这事仿佛和他没有丝毫关系。
男人已经去找那群孩子的老师了，我在操场上心不在焉的和搭档玩着抢断的游戏。不知过了多久，男人带着那个外校老师朝我这边的方向走来，旁边还跟着我们的校长。我记得那个老师的摸样，三十来岁，瘦高个，很帅气。看见他们过来我心里顿时一阵紧张。
男人指着我说：“他看见那帮孩子把玻璃踢碎了，我也是听他说的，你问他吧。”
那老师盯着我问：“你能说一下怎么回事吗？”
我说：“昨天下午他们一直在踢球，五点钟左右，我要回家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响，就看见他们把球踢到二楼上去，把玻璃给打碎了。我当时没有管，直接回家去了。”
我清晰地记得那老师在我脸上足足注视了有十秒钟，他双眉紧锁，目光严厉，仿佛在审问一个犯罪嫌疑人。然而当时的我却出乎意料的镇静，我的眼神毫不怯懦，仿佛我讲述的一切都是我的亲眼所见。我甚至为我的镇定表现而沾沾自喜。我相信我只是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至于我是否真的亲眼看到，这无关紧要。最后那个老师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开了。传达室的男人还对校长说，这孩子不错，干活挺认真的......我为受到表扬而感到欣慰。
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大约那老师给学校赔了点钱，就这么过去了。至于他和那帮孩子怎么沟通的我就无法想象了，我从此也再没见过那个老师和那群学生。开学以后，我没有听到老师对假期没按时执勤同学的批评或者问询，那好像是一道从未下达的命令，而我，只是做了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我深以为耻，我痛恨自己这老实认真的性格，我力图使自己变得强悍，变得随心所欲，变得不受人支配，我要把那些不愉快的记忆统统忘掉，我的生命必须从新开始。
很多年以后，当我已是一个成年人，时常会回忆童年的事情，那次执勤的事也会偶尔浮现的脑海中，只是这时再看当初的自己已没了那些偏执的念头了。然而，当我从新审视足球砸碎玻璃事件的时候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其实，我去看碎玻璃的现场的时候就存了一个疑问：窗玻璃和外面操场之间还隔着一道近两米的没封的阳台，按照一般情况，足球砸到玻璃上不会反弹回操场，而是掉进阳台里。但是通往二楼楼道的门是锁住的，那帮孩子不可能不开锁就到二楼拿回足球。现场没有足球，男人说足球自己反弹回操场了。还有一点，他既然亲眼看见足球砸碎玻璃，为什么还要再找我做证人，让我说一套从没看见的瞎话呢？生活中处理问题好像没这个必要。只因我那时年纪太小，还不懂卑鄙为何物，简直无法想象身边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会欺骗和利用自己，那似乎只是电视里的情节。
经过后来的分析，我大体可以推测出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传达室的男人晚上在那间教室里睡觉，或许自己不慎把玻璃打碎了，因为怕赔钱，或者怕在学校里担责任，他想到白天那帮在校园里踢球的孩子，他决定栽赃嫁祸。但是他想到凭他自己的一面之词很难奏效，如果孩子反驳就不好说了，于是他要再找个“目击证人”。他看中了我，骗我跟他一起说谎，而且悄悄地把大部分的风险转嫁到我的头上，“他看见那帮孩子把玻璃踢碎了，我也是听他说的”。最后骗局圆满成功，我无意间成了他的共犯，一个诬陷者。
故事就是这样，已经差不多讲完了，我却不知如何收尾，该忏悔么？该谴责么？我想我要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我只是还想说一句：我真的十分庆幸自己是在成年以后才想明白这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