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这样的感觉，汪曾祺写小说，一点没有古时候为一句诗捻断几根胡须那么费劲。他像似泡了一壶茉莉花碎沫，一面听着窗外的鸽子哨声，蛐蛐的低叫，一面信笔在纸上涂着抹着。
硬要用几个酸词打个比方，是在浅吟低唱，不见一丝一毫的壮怀激烈。这样的神仙一般的写作状态，自然和他笔下的风景有直接关系。他远离时代江河的惊涛骇浪，只流连一泓清水的静波细流。
对汪曾祺来说，写小说不复杂，不神秘，就是写回忆。可以看成代表作的《受戒》，篇末一行小字记着，“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四十三年了，还记着，还值得回忆，那该是何等珍贵的精神收藏。拿出来，用不着打磨加工，只随意一晒，就会明晃晃的耀人眼目。
小和尚明子，不是住在荸荠庵里。那个女孩小英子也不是住在门前有六棵大桑树的家里。統統住在汪曾祺的心里，贴得很近。
想当年，汪曾祺坐在西南联大教室里，听沈从文先生讲小说创作的时候，有一句话被他牢牢记住：“要贴着人物来写。”汪曾祺说，“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这些话，是听了老师的谆谆教导，如无声的春雨，滋润了他的心智之后，萌生出的心得体会。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杰出门生，不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可确实炼成一套打着“汪记”商标的有属于他自己的精彩绝活。
汪曾祺在说到北京一位作家林斤澜的小说的时候，这样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是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或者说“语言游戏”，这种仅仅有四个字的概括，比厚厚一本的什么小说创作学，那可是一句顶一万句，语出惊人的道破了这种文学体裁的核心实质。应该说这是汪曾祺历经多年创作实践，闯过九九八十一难，終于醍醐灌顶修成正果，顿悟到的禅语偈言。
诗圣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早就成为文学创作者的追求目标，对语言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然而，这个通常说的“语”，语言，与汪曾祺说的“写语言”，“语言游戏”的“语言”，字面相同，里面包含的意蕴，指向，可大不一样。
听听汪曾祺怎么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技巧”，“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说得多么干脆，一个“极致”，一个“本身”，一个“本体”，很有点千钧之力，把几乎在文学范围内一向视为真理的“语言只是形式”这个判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彻底颠覆。能这么说，才真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呢。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汪曾祺可是又说又练。
“巧云十五岁，长成了一朵花。身材、脸盘都像妈。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鴉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咪晞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
这是从《大淖记事》里抄下的一段。
瞧瞧，轮廓，线条，色彩，全齐了，是不是好像一幅人物的画像？一个个方块字，摆弄得如此炉火纯青，得心应手，这功夫真的是了得。这就是写语言。可这些语言哪里仅仅是形式？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小女孩，借助语言活了起来，这不是内容，还能是什么？
让人拍案叫绝的，不是写语言，而是语言怎么写成了这样？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的“写”，应该是铆足劲儿，翻来覆去的精雕细琢，修饰润色，一句话恨不得全是由形容词堆起来，才罢休。
汪曾祺呢？“写”的几乎都是大白话。上面那一段，除了“一朵花”，“如鴉翅”，是比喻，余下的可全是直来直去的大白话。
这“白”，好比一幅出自名家之手的国画中的“留白”，没有颜色，没有图像，什么都没有，却又感觉到在空白处，暗藏着许许多多的色彩和图像，吸引着你，撩拨着你，供人想象，琢磨，余味无穷。
仔细想想，汪曾祺语言的“白”，绝不是粗疏，肤浅，空洞的“白”。恰恰相反，正像是沙里淘金，而是在一堆堆丰富的词汇中，经过严格的细心的一番筛选，淘洗之后，把所有的赝品杂质，都当成垃圾扔了，最终留下的，是沉淀下来的纯净皎洁，晶莹剔透，金子般的闪闪发光的“白”。这样的“白”，比五彩缤纷，万紫千红更吸引眼球，更光彩照人，更具备优异的成色。
汪曾祺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于是“写语言”时，“疏朗清淡”就自然融化为“白”。归根到底，因为汪曾祺是一位有学识有涵养的士大夫，他的智慧心机，让他对“白”格外亲近，热衷， 并且保证了对“白”给予提升的可能，也具备了可以顺利抵达“白”这个终极目标的所有手段。因为正像前面说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这才是“语言”的水之源，木之本。
汪曾祺把“写语言”看成“语言游戏”，刚说过的那些可以证明，绝不是他对语言的不重视，而是跟镜子似的，映照出来的一副明净的“写”的心态。他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随缘，顺乎自然，性情通达。所以，他的“写”，不是当工具当传声筒，为配合什么宣传什么。也不是以此当阶梯，想攀附什么仕途功名。他的“写”，就干干净净的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功利目的，成为胜似闲庭信步那么从从容容的精神漫游。
正由于这样“写”没有任何心理的挤压，也不承载任何负担，任云淡风轻，看花开花落，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行走在文字的天地中，于是才能进入如同“游戏”一般的轻松愉悦，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而圆满实现“语言游戏”的操作。
一定不可误会，以为既然是“游戏”，那么能提笔写字，就一行行，一篇篇的写下去，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任是什么人都可以玩上一把。真这么想，那可大错特错了。
汪曾祺的“游戏”，如若不具备一个必不可少的气场，那就没有可能完成。这个气场，是由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共同汇聚而成。这需要多方面才情的打磨修炼，需要文化品位的涅槃重生，方可能修成的“气”。是底气，是心气。
有了“气”作为硬硬实实的根基支撑着，原本特复杂特艰难的写作，就呼拉一下子简化为举重若轻，等同于“游戏”了。假如与这种情形有八竿子那么远的距离，还一门心思的要“游戏”，说得难听点，就有点自不量力不知道天高地厚，准会一头撞到南墙上。到头来，“游戏”未成，反倒语不成语，言不成言了。
无心插柳柳成阴。没有什么豪情壮志，没有什么宏伟蓝图，也没想什么名垂千古，就是不声不响的在作“语言游戏”，可是，“游戏”来，“游戏”去的，居然建起了个小说殿堂，简直有点如梦如幻。
这就是汪曾祺老先生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