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乡下一户衣食无忧的人家。父亲以种为生，犁田耙地样样农活都会，是个种地的行家里手。母亲是贤妻良母型的农村妇女，不识字，在家抚育儿女，做些缝补洗涤、做饭喂猪之类的家务活。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从未见母亲下田干过活，也许是她那双“半解放型”脚的原因吧。我也没见父母吵过架，说话红过脸，也许他们吵时我没碰见，也许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吧。
那时候的农村，大多数是近亲联姻，从小定下娃娃亲。舅老表、姑老表、姨老表之类的亲戚，编织成婚姻网，人们叫它亲上加亲。
我奶奶和我外婆是亲姐妹，我父亲和我母亲是表兄妹。由于近亲结婚的原因，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从小身体都很单薄，智力平平，幸运的是还没有智障儿。我小叔小婶也是表兄妹结婚，就很不幸运的生下一个痴呆儿。那时候科学很不发达，不知道祖先传下来近亲通婚的习俗，会危害到下一代。
母亲说，我生下来就爱哭，乡下有一阵子闹土匪，全家就搬到镇上去住，镇上的房屋紧密相连，两户之间只跟着一道土墙，土墙破败脱落，有些地方还能透出光。我晚上哭闹得厉害，使左邻右舍都不安宁，父母感到很大的压力;正好赶上春耕生产，父亲急着要回乡下忙活，在镇上没住几天，又不得不搬回老家去。乡下的房屋每家隔着一些距离，我晚上哭闹就吵不到邻居了。可是父母亲晚上很少睡觉，因为被我折腾的头昏脑胀，不知如何是好。我晚上哭闹累了，白天睡觉。我在不断折磨父母的哭闹声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后来我在路边房屋的墙壁上和电线杆上看到这样的字条：“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就是属于这样一类爱啼哭的婴儿。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我上头有个姐姐，姐姐下面又生了二胎都夭折了。祖父母非常害怕我再夭折。因为我是家中晚辈中唯一的男孩，伯父叔父家生的都是女孩。在那半封建的社会里，女孩被认为是别人家的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延续宗祠香火。我母亲带着我到处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我健康成长，还拜了庵堂里的尼姑为“干娘”，取乳名为“长久和尚”。与此同时，也拜了俗人为干爹干娘,据说这样小孩会好带些。
后来，家里人和外人都叫我“和乃吉”。我们乡下土话把男孩叫“乃吉，女孩叫“妹吉”。尽管我一再给菩萨烧香磕头，可是木雕泥塑的菩萨却无动于衷，一点不领我的情。我奶奶告诉我，我三岁的那一年从三米高的楼上掉下来，差一点没有了小命，为此我姐姐还挨了父亲一顿打。据说我姐带我到楼上捉麻雀，她把窗门关上，再把楼梯口用席子盖住，楼上一片漆黑，我懵懵懂懂踩上席子，幸好从梯子上滚下来的，才保住了性命。至今额头上还留着那次没死的疤痕。
不久，我又染上了疾病，持续发烧。那时乡下卫生条件极差，医生奇缺，十里八乡就是一个中医郎中。碰上小孩子发烧，郎中也束手无策。中药退烧慢，也难以把汤药喂进去。小孩子哪里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之类的祖训，灌进嘴里的汤药死活不肯吞下去，发烧严重的就活活被烧死。那时农村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我和堂弟患上这种发烧病，挺严重，经郎中几次诊断，确诊为“伤寒病”，要喂汤药。郎中开了新药方，父亲上街到药铺买药回来，母亲细心熬好中药，到喂汤药的时候，父母怎么哄我，我也不肯喝。他们无奈，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按住我，父亲一手拿筷子撬我的牙齿，一手捏我的鼻子，母亲再腾出一只手拿汤匙往我嘴里灌药，我一边哭一边脚蹬手抓，喂进嘴里的药多数都被吐了出来，只要父亲把捏鼻子的手松开，我就不停地往外吐，每次喂药把碗里的汤药折腾完了，父母才罢手。
郎中给我把过几次脉，药也吃了几个疗程，病情总是不见好转。郎中对治好我的病已经失去了信心，最后一次开了处方就对我父母说：“把这次药吃完之后，看病情能否有所好转，如果再不好转，我也无妙手回春之力，你们先准备好小棺材吧，不要再请我了，以后我就不来了。”我父亲拿着郎中开的处方到药铺抓了几付药，继续煎熬好了喂给我喝。把这个疗程的药喂完之后，就再没有请医生给我看病了，让我躺在床上听天由命。那时的我已经是骨瘦如柴了，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我发烧口是苦的，吃不下饭，口水不停地往外吐。之后的日子，我对发烧特别敏感，只要有一点轻烧我也能感觉到浑身不舒服，一直到现在老了都是这样。
父母对治好我的病再不抱任何希望了，只等着阎王派小鬼来勾我的魂了。不过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每天都要到我的床前来看看我，伸出手摸摸我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试探我是不是退烧了。不知他们在等待中熬过了多少个难熬的日子，终于在一天早上母亲照例来到我的床前伸手摸我的额头，额头已经不那么烫手了，并大声叫唤我父亲和奶奶都来摸，他们摸的感觉都一样，烧快要退尽了。我父母爷爷奶奶不知有多高兴，父亲拿斧头把小棺材劈了，拿到厨房当做柴火烧。我的病也从此一天天好起来。我母亲对人就说是菩萨保佑我才会好的，带着我去庵堂还愿烧香磕头。我的堂弟就不幸了，好了之后成了哑巴。也许是他喝的汤药没有我喝的多，把发声系统的神经烧坏了，而我的后遗症则是三十年后才开始显露出来—谢顶了。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这次大病不死，迎来的不是后福，而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幸。
伤寒病好了没多久，脚板上又长了鸡眼，不能走路，父母把我放在椅子上坐着我又不肯，母亲无奈，只好背着我到处走动。那时治鸡眼没有良方，记得母亲用一种中间细、两头有锋利刃口的小刀，用手捏住中间麻花形的刀杆仔细把我脚板患处的角质厚皮一层层削掉，看见肉里长着一根刺一样的东西，再用草药敷住患处，等草药敷干了再换，换了几次药，鸡眼也就慢慢好了。到了夏天小腿又长疮流脓，至今还有数处疤痕。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像小树一样，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摧残，一天天长高变粗了。父亲没读过多少书，他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用的读书人，要求爷爷教我识字，那时叫“开蒙”，现在叫“学前班”。爷爷用毛笔把字写在墙壁上的字教我认，我那时迷迷糊糊，头一天教的几个字，到了第二天又不认识了。爷爷认为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将来成不了材，但还是很耐心的教我，还教我背简单的唐诗，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类的五言绝句。爷爷摇头晃脑念一句，我也跟着摇头晃脑念一句，姐姐们碰见我跟着爷爷摇头晃脑背诗的样子，都在背后偷着笑。等我和她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她们就学我念诗时的怪模怪样取笑我。这样跟着爷爷反复吟诵，时间长了，我也会背几首诗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非常高兴，尤其我母亲带着我逢人便夸奖我说：“我的崽会背诗了，会背诗将来长大了就一定会写诗。”我看见她说的眉开眼笑喜形于色，我心里也乐开了花，仿佛成了真的一样。爷爷见我能背几首诗就放松了督促我学习，过了些时日要我再背的时候，我就结结巴巴了，母亲见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对别人说我会背诗了。
我小时候总黏着母亲，每天跟在母亲后面，有了弟弟之后，母亲要带弟弟，但是母亲抱着弟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她们妯娌说笑话，见我是小孩子，以为我不懂事，说笑毫无顾忌，我却能领会她们笑话中的含义。母亲有时碰见算命先生就请他给我算命，算命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我现在还隐隐约约记得算命先生说我的命如何好，会读书，将来要读大学，会写文章，一定大有出息，肯定会大富大贵，寿命也活得很长之类使人听了舒心的话。算命先生摸透了被算命人的心理，尽说好听的话，家人也有不相信的，于是算命先生又说我命中有几个“小坎”，无大碍很容易过去。那时小孩子没有不生病的，小病很容易治好，不影响性命，就是小坎。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见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注定要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亲人分离、天各一方;要坐牢，要劳改，要吃尽人世间的苦头。所以后来，我再不相信算命先生的那些胡言乱语了。
那时候农村的小孩子，没有什么玩具玩，除了夏天“和泥巴”，冬天“踢田”玩之外，就是要求大人讲故事。我没有跟随母亲玩之外，就缠着奶奶给我讲故事，我奶奶没有读过书，但是会讲很多民间故事，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如今已是绝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是有个故事，我始终没有忘记，那就是“员外与长工”的故事。
奶奶说：“很久以前有个员外，自以为很有学问，总想卖弄自己，找机会戏弄长工。有一次，员外看见长工穿着一件绿棉袄，认为时机到了，脱口就说‘出水青蛙穿绿袄’。长工听了，看自己穿的正是一件绿棉袄，很明显员外是在骂自己，他也望了望员外，看见员外穿了件红袍子，想了想就答‘落汤螃蟹着红袍’。员外听了，认为穿绿袄的青蛙是活的，着红袍的螃蟹却是死的，自知输给了长工，讨了个没趣，就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再也不敢戏弄长工了”。我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拍手说“长工赢了”!
坐在旁边一直注视我听奶奶讲故事的爷爷突然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出水青蛙和落汤螃蟹吗?”我望望爷爷，摇头表示不知道。我知道爷爷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爷爷接着说：“我带你到田边看看，告诉你，你就知道了。”
我们一大家人，由奶奶当家作主，爷爷很少管事，他脾气特别好，从来不骂人，我没见他发过脾气，我们一家人谁也不怕他。
爷爷特别喜欢我，经常牵着我的手到处打转。他整天水烟斗不离手，无事就坐在那里叭哒二口，我曾好奇的问爷爷：“别人都用长杆烟斗吸烟，你为什么要用水烟斗吸烟?”爷爷告诉我：“烟雾是通过水里吸到嘴里的，烟雾中有害物质被拦截在水中，不能进入人体内，使人体免遭有毒物质的侵害。”
据奶奶告诉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到过南京，由于他胆小怕事，后来就回到了故乡，再也没有出去了。”
当时爷爷就牵着我的小手，信步离开了院子，向田边走去。那时正是阳春三月，风和日丽。田间一片春耕繁忙景象，只见我父亲在远处吆喝，一头大黑水牛拉着犁在水田里来回走过，田里的稀泥便一行行翻过来底朝天。近处有几只水鸟在田里觅食，看见我们祖孙二人，都受惊飞到远处去了，水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泛起一层层金光。蛙声此起彼伏叫个不停。田坎上一丛丛刺生茶花竞相怒放，大地一派生机盎然。我和爷爷沐浴在这明媚的春光里，呼吸清新的空气，心情格外舒畅。
刺生茶在我们那里随处可见，它长不大，小小的躯干和嫩枝上都长满了刺。我们那里的乡下人，都叫它刺生茶，它的学名我至今还没弄清楚。那时的乡下孩子没有什么零食吃，到了春天，就把刺生茶长出来的嫩苗摘下来，剥去皮和刺，吃中间的嫩杆，吃到嘴里有一点淡淡的甜涩味。它的花非常美丽，白里带红，乡下的小女孩把它摘下来，插在头上，妆扮自己。刺生茶花淡淡的香气，好似给小女孩头上洒了几滴香水，随着小女孩的走动，香气就在四周空气中散开弥漫。
我随手摘了几根刺生茶的嫩苗，去刺剥皮正准备将嫩心子往嘴里送，忽听爷爷在近处叫我：“和乃吉″，你来看这里田边水中有一堆圆圆的，透明的、颗粒状的物质，交织在一起，那就是青蛙的卵子。我走到爷爷身边，顺着爷爷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透明的、圆圆的颗粒状的东西紧紧挨挤在一起，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些黑颜色的，头很大拖着一条长长的小尾巴的动物，我问爷爷：“那是什么鱼。”爷爷回答：“那不是鱼，那是由青蛙卵子发育成了小蝌蚪，它在水里流动，是为了吃浮游微生物。”爷爷接着说：“青蛙是两栖动物，能在水里生活，也能在陆地上生活，它没有长成小青蛙前，只能生活在水里，你把它捞到陆地上，就会被晒死干死，它现在还不能在陆地上活动，等到小蝌蚪长成小青蛙时，它的颜色也变了，变成绿色了，这时它就能出水一蹦一跳上岸了，这就是‘出水青蛙穿绿袄’的由来;‘落汤螃蟹着红袍’就好理解了，只要把螃蟹放在锅里用水煮，它的外壳就变成红颜色 了，这就是‘落汤螃蟹着红袍’的由来。
爷爷在拉着我的小手往回走的路上，还告诉我：“青蛙是益虫，它每天能吞吃很多害虫，保护禾苗健壮成长，是人类捕杀害虫的好帮手，你们小孩子从小明白了这些道理，长大了就不要伤害青蛙了。”
我和爷爷回到家里，看见奶奶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奶奶见我们回来，就呼唤爷爷去帮她揉一下脚，说是刚出门没注意把脚崴了，爷爷叫我给他搬来一个小板凳，他坐在小板凳上，帮奶奶脱掉鞋子袜子，捧住奶奶的脚在受伤的地方细心的揉起来，直到将淤血揉散，奶奶感觉好多了，他才歇手。
奶奶的脚与我们的脚不一样，我们的脚趾能自由舒展开，奶奶的脚，小脚趾紧紧挨着大脚趾摞在一起，脚趾头和脚两边的踝骨形成了三角形，就像粽子一样。我曾经问奶奶，脚怎么长成这样子，奶奶只是苦笑不作声。
那些游手好闲的男人们常聚在一起把女人作为谈资。我曾无意听到他们说，从前新娘子进门，大家先不看身材长相，而是盯着脚看，是否符合标准的“三寸金莲”，当时我懵懵懂懂不知道三寸金莲是什么东西，等我长大以后书看多了，才明白过来。
据长辈们说，封建社会，脚大的女人，容易被人瞧不起，也难以嫁出去，父母为了女儿有一个好归宿，从小就把他们的双脚用布紧紧的裹起来，不让双脚自然生长发育，小女孩在这个过程中吃尽了苦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号召妇女放脚，才把小女孩从缠足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我曾在文学作品中，看见文人骚客形容那时的年轻女子，“行路好比风摆柳”“云鬓花颜 金步摇”’，来盛赞她们柔美妖娆，婀娜多姿。放足后，她们都成了大脚女人，走起路来有一种稳健美，但是穿上高跟鞋走起来，便又有了古代小脚女人的风韵，解决了不同时代人们对美的需求。
我奶奶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深受封建社会的余毒侵害，当我的母亲请求她让我的姐姐陪我一起上学读书时，她坚决不答应，她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如果去学校读书闹出了绯闻，会丢尽家人的颜面。母亲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默默的回自己的房间了。
过了几天五婶娘来串门子，坐在堂屋里与母亲闲聊，问到：“二嫂子，你们家的小和尚秋天上不上学?”我母亲回答：“孩子爹以前好像说过，等崽满了六岁就送他去的。”五婶娘说：“我的崽与你的崽同年，大你的崽月份，我也打算送他去上学，不知他爹是否同意?”我母亲说：“哪有爹不让自己的崽读书的道理，他不同意，我叫你侄儿的爹去劝他。不读书是睁眼瞎，那可不行啊!”五婶说：“孩子长大了，野性也大了，难以约束，现在天气热，每天跟大一点的孩子去河里洗澡，万一出了事，我可怎么办?你有几个崽……”五婶觉得活说岔了，连忙打住。我母亲没有听出话中音，接过五婶的话：“听说前面村子有个‘奶吉’在塘里洗澡被淹死了，他母亲哭的死去活来的，说没有崽老了就没有了依靠，奔四十的人了，将来还能生出崽来吗?”五婶接着说：“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我母亲说：“把孩子交给学校老师管束，我们也就省心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