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从东京成田机场入境的。摩托车被货运航班提前送到，但提货的时候出了点麻烦。海关的工作人员对着单据看了很久，又翻了几页文件，最后用英语告诉他们，缺少一份日文翻译的清单。罗杰斯以为要耗上大半天了，结果对方只是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柜台，说那里可以现场翻译，费用很低。二十分钟后，所有手续办妥，工作人员还帮他们把两辆摩托车推到外面的装货区，画了一张去市区的简易地图。罗杰斯站在路边，看着那张手绘地图上标出的加油站和转弯口，忽然觉得，这种不厌其烦的细致，在旅途中确实不常见。
真正让他感到不同的，是他们在城郊一家小旅馆住下之后的细节。门厅的鞋柜，每一双鞋的鞋尖都朝外摆得整整齐齐。垃圾桶的分类标签上贴着示意图，连塑料瓶盖都要单独拆下来放进另一个小格子里。旅馆的老板娘不会说英语，但用一本册子跟他们交流，册子里夹着印好的图画卡片，从早餐内容到附近洗衣房的位置，全都标得清清楚楚。罗杰斯后来在笔记里写道，这些东西单独看都是小事，可当它们一件一件整齐地叠在一起，就成了某种让人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优越，也不是刻板，只是一种只能用“认真”这个词来形容的态度。
这个地方运转的方式和他一路上见过的都不太一样。他说不上哪一种更好，但它确实让他想起很多以前在美国和欧洲见过的事情。日本人处理问题时有一种习惯，不会轻易用“不行”来结束对话。即使事情一时办不成，对方也会先认真听完，然后想方设法找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而在旅途中经过的许多其他地方，他遇到更多的是“不行”这个词被用来终止沟通。但这只是不同的处事方式，谈不上孰优孰劣。
日本人的做事方式，严谨、专注、不逃避问题。但他也注意到，新一代的日本人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父辈经历过战后重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毫无怨言。而这一代人，似乎不太愿意再那样付出了。罗杰斯觉得，这几乎是所有富裕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那种拼命的劲儿就会慢慢消磨掉。
他之前在自己的笔记里写过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些事。八十年代，底特律的厂商面对进口车的竞争，很多人觉得只要调整汇率，美国车自然就会好卖。可后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看到的现实是，真正能站稳市场的企业，靠的是产品本身过硬，而不是靠汇率帮忙。这个道理，放到哪个国家都一样。
在日本的那几天，他也时常回望自己一路走过的路。从爱尔兰出发，穿过欧洲、中亚、中国，再到日本，每个地方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日子。有的地方乱一些，有的地方齐整一些，但没有哪个地方是完美无缺的。他越来越觉得，长途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让你发现“这里比那里好”，而在于让你看到“原来世界可以这么不一样”。
塔碧莎在那几天也渐渐收回了之前想飞回去的念头。她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有一天傍晚，两个人坐在旅馆走廊的台阶上喝茶，她忽然说，车子要是没问题的话，还是继续走吧。罗杰斯点了点头，没问她为什么。认识这么久，他知道她已经不需要别人来确认自己的决定了。
离开东京的前一晚，他们在一家小餐馆吃晚饭。窗外的天色正一点一点暗下来，远处的山影越来越模糊。塔碧莎靠窗坐着，看着外面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罗杰斯也没开口，只是把茶壶往她那边推了推。风从门口吹进来，门口的布帘动了一下。明天还要赶路，而那一刻，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