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腐败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项的内容是: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割让给了日本。
为了登台，数万日军与台湾同胞血战5个月，折兵3万多人后（相当于日军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两倍），才“平定”了台沿海平原地区，继而把侵略者独有的贪婪的目光转向了高山族居住的山区。
台湾高山族总人数约有15万人，大都以社（部落）的形式分散的居于台湾各地山区。 在日本占领雾社地区后不久，为了长治久安，日本殖民当局实行所谓的“理籓政策”（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一批高山族儿童进行奴化教育。
雾社地区赛德克族荷歌社（部落）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1896年至1920年间，在高压的殖民政策下，高山族先后发动130余次武装抗日起义，但都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其中雾社起义就是抗日大起义中最著名的事件了，这体现了台湾同胞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与祖国认同感。
1930年10月，台湾南投县境内一支高山族居民1200多人发动了抗日大起义，与配备了飞机大炮毒气弹的数千名日本军警展开了30多天的激战。最后，全族战死300多人，近300人上吊自杀。战后日本殖民当局又屠杀200多人，最后仅存200多名妇孺。
在这场大起义中，两名重要的雾社成员即花冈一郎和二郎，成为人们争议最多的离奇人物。
10月27日，南投县境内雾社地区的6个社的赛德克族（高山族的一支）1200多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马赫波村社的头人、在整个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中有着极大影响力的莫那·鲁道带头，发动了震动全台湾的反日大起义。袭击了雾社地区的多处警察分驻所和其他有日本人的地方，共杀死日本人134名。
10月29日，也就是起义后的第二天，日军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雾社市街，他们一边进攻莫那·鲁道领导的高山族抗日起义军，一边搜捕他们认为是起义重要人物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两人。
他们是雾社地区赛德克族受现代教育程度最高、影响也最大的赛德克族人之一，日本殖民当局自然会认为，如此之大的起义——这是当年震动全台、惊动日本天皇的人民反日大起义。花冈一郎和二郎一定参与了组织和出谋划策。
花冈一郎（日语名），原名为拉奇斯·诺敏。1921年，他进入日籍儿童就读的名叫埔里小的学校。毕业后，日本殖民当局推荐他进了台中师范学校讲习科学习。由于花冈一郎仅仅受过六年小学教育，故在师范学校学习中成绩不是很好。
日本铃木作太郎著的《台湾蕃族的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花冈一郎小学毕业时的成绩：“那时他的成绩是:作文、朗读、体育都是乙等，其余都是甲等。”但他为人温纯而正直，由于喜欢相扑而受到大家的喜爱。 1929年他从师范毕业后，被殖民当局安排到家乡雾社当了一名警察。第二年又当上了蕃童教育所的老师，成为全台湾第一位担任该教职的高山族青年。
花冈二郎（日语名）与花冈一郎为同部落人，原名达兹基斯·奥宾，他们俩人是远房亲戚，关系极好。花冈二郎在读书时学习刻苦，成绩很好，且善于体育活动，田径项目极佳。毕业后，在殖民当局安排下，在家乡当了一名警察。和花冈一郎一样，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精心培养出来的“模范青年”。
为了进一步笼络高山族青年，日本殖民当局还为两人安排了婚姻：花冈一郎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宾那威）与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原名娥宾塔欧托）是表姐妹的关系。
情况正如日本人估计的那样，10月27日起义发生时，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积极协助了起义军。
莫那·鲁道在发动起义前，特地找到他们二人，把自己准备起义的决定告诉了他们，两人同意与同胞站在一起，筑成统一战线，齐心对抗日寇。
虽然花冈一郎和二郎两人受到日本人的现代教育，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深深地烙下了本民族的烙印，无论是生活、习俗，他们都与本族人密切相依的。同胞和亲人在生活中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他们比什么人体会都深。而现代教育使他们从更高的层面上，了解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本质。
例如，花冈一郎当上了警察，薪水只有同级日人警察的一半，这也使他在心里加深了对日本殖民统治不平等的体会。
所以，他们果断地参加起义，不是没有根源的。
作为日本人的警察，花冈二郎在警局中负责电话接线工作。
当起义军进攻雾社时，他没有向外打求救电话，显然是在帮助起义军。当同族的起义军涌入雾社市街上时，花冈二郎还打开了警察局军械室。
在《台湾蕃族的研究》一书中，更是详细地记录了起义中花冈一郎的表现：
“他是……懂得三八式步枪的操法，边喝酒边对好多人教操枪法，并指导他们挖战壕……他还披上阵亡的花莲港部队荒濑中尉的军装，使用中尉的望远镜和指挥刀去指挥蕃人。事件一开始，他马上换上蕃装，逃往蕃界……” 。
起义很成功。
然而，在此之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日军残酷报复，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并没有选择跟随起义军撤退到各个部落的山区。
而是离开了雾社街区，相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荷歌社。
他们在临离开雾社街区时，还在花冈二郎所在的警务室的墙壁上，写下:
“花冈二人，我们不能不离开这个人世，因为蕃人劳役过多，以致于弄到这个地步。”
这表明了他们立下了准备赴死的心愿。
回到家乡当晚，两人就今后的去向进行了商量，最终的结果是很残酷的——两家人全体自杀。
当时的花冈一郎说道:
“我与我的同胞将和日本战到最后一人……接受日本人招降是不可能的事。”
花冈二郎也表态道:
“这次事件是绝对的正确，我们没有错，我们和日本人同样是人而不是供人奴役的畜牲，是日本人逼我们选择了反抗的路线。”
第二天，两家人来到附近花冈山森林中，花冈一郎首先杀死了妻子和仅一个月大的儿子，然后自己剖腹自杀 。而花冈二郎本人和全家，共约20人全体上吊自杀。
十天后，11月8日，日军发现了他们已经腐烂的尸体。第二天，日本警察押着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前往现场确认死者身份。这位可怜的遗孀多年后回忆，道:
“我看到栎树上挂着二郎和家族老少20具半腐的尸体，不远处倒卧着一郎、花子和婴儿，回想十几天前，我们在树下围着篝火，唱挽歌请求祖先来接我们……”
花冈一郎和二郎全家族集体自杀，使日本台湾殖民当局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镇压起义后，台湾日本总督府为了显示他们奴化教育成功，极力掩藏花冈一郎和二郎反日的真相，日本方面公布资料，声称花冈一郎和二郎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同胞起义而觉得对不起日本 ，为了不忘日本的恩惠和培养而自杀”的。
而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日方承认两人参加了起义，那就表明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的失败。
再在文章末尾说几句话:
中华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血性和脊梁！中华民族遭受过重大苦难，英勇的中国人民必将战胜一切困难！
同时希望台当局不要“以美谋独”，应该多听台湾同胞的心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意不可违啊！统一大业的完成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任何人都无法分裂两岸一衣带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