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间之法，是度量万物的绳墨，是救壅塞之国于九尺泥潭之中的权杖，是斩奸邪狡害于主威君主之侧的利刃。虽是后生晚辈，却不亚于任何先辈。
他，便是划分真假的规，便是衡量一切的矩。是明是非的准则，立赏罚的权柄。
他叫韩非，在和氏之痛下兀自孤愤，努力挣脱世俗禁锢的枷锁，使天下归于太平，得以大治。他，蒙受着恶鄙之人、奸佞小人于法制的诋毁，力排众议推行以法治国。他本是韩国诸公子，本可以在纸醉金迷中纵情享受醉生梦死的快乐，可他却并未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是他穷极一生的追求。
他愿意为了法度捐出自己的身体，为势术牺牲自己的一切。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谱写成法律的明文，哪怕不顾一切，哪怕为之捐躯。哪怕前有商鞅五马分尸，后有李斯腰斩族夷，哪怕“当涂之臣”公开杀戮或秘密处死法术之士，哪怕智法之人“处势卑贱，无党孤特”，他都无所畏惧。生，不足求；死，不足惜。只求国家强盛，只求百姓安康！
世人笑曰，法家之术不过维护阶级统治的渣滓而已，为求得法术推广，不惜出卖灵魂，岂不谬哉？我亦笑曰，法术之型，为加固封建阶级统治；可其本，实为苍生，实为百姓。法，为的是济济国家的井然；势，为的是君臣上下的栉比；术，为的是斩除奸臣的二柄。为的是“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为的是“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为的是“大家”的强与隆，而非“小家”的富与贵。
一汪名利构成的泥潭里，他不甘深堕其中，只奋力以一己之力于一朝之间挽一国之难，只身犯险，将生死置之度外，只为打破奸劫弑臣对君主的面谀，阻止臣下弑君犯上的恶行。他昂首行于刑名之道，低头奉捧法术之学。他为黎民百姓而来，不求己之功与名，但求百姓安与平。他为国家富强而来，不畏权贵亲臣，只为国兴而隆。
在那诸侯割据一方纷争混战的日子里，为了博取一夕名利而背离自己的乡土、挑唆敌国攻伐自己故国的并不在少数。翻阅千册史卷的我们如何能指望有那么一人，能出淤泥而不染！可他，韩非，他热切真挚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故土。为了能使自己的国家——韩国富强，他于悲愤之下，于爱国之心，以颤抖的笔调写下《爱臣》、《奸劫弑臣》、《和氏》等诸多名篇。他何尝不知，倘若这些文章落入小人之手，他将会如何？可他从未有过一丝畏怯，洋洋洒洒，三千寰宇，他蔑笑着，将人世间的丑态一一化为笔下的文墨。
透过千年的时光，我仿佛仍能依稀看见，一双倒映着世事百态、是恶善非的明眸，玷染了墨色般的尘埃，世间的丑态只要在他面前，便了无藏身之处。那双眼眸，凛冽而犀利，好似一把寒霜之刃，一起一落，奸邪便再也无法用自己那双被粉饰无数次的双眼谄媚万物。
他，韩非，从未消极避世，从未愤世嫉俗却求和求平。法制的出发点，并不是一味效仿古人旧制，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众而禁不变者削，实乃千古常理，只抱着“先王”之说，无异于邯郸学步，最终也只会是纸上谈兵；法制的出发点，也不是一味地逃避现实，但求得一份己之安康宁静，小家的安宁并不代表大家的幸福，倘若一切只考虑自己，则难逃不忠不孝之嫌。法家，求的是使天下归于“以刑去刑，以言去言”的崇高境界，求的是“群臣见素，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失，各处所宜”，求的是每个人都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各家的学术皆各擅其胜，而韩非的言论不可不谓之独树一帜。他的语言峻刻奇峭，说理透辟，其本归于黄老，却于黄老之上提出新的观点。他的思想从未被唯心主义思想箍住，也从未被阴阳家的封建迷信思想影响。纵观诸子百家的作品，可以说，《韩非子》是最贴近现实的一部著作。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以及申不害的“术”，但他从未对此三人及法家之士的缺点进行遮蔽，他光明磊落，从未为了显示本家的与众不同之处便断章取义地批判别家之论，亦不自视甚高地吹捧自家之说。他不避讳权威的缺陷，不隐蔽别家的优点。他剔除了道家退避一切的思想糟粕，批判地改造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他从来不会为了讲究气势而不取实，他从来只会把人性最最真实地一面“毫不留情”地批判指出，不肯为之“美言”二句。我欣赏与推崇的，正是韩非这种扬善不避恶的精神。
他用法，铭添下一字精彩的决判；他用势，夯筑起一条永恒的长廊；他用术，歌咏着一曲法家的长歌。
时过境迁，断碑残垣，永恒不变的，铭刻灵魂的，唯有法之绝唱。
倘若一人，不求功成，不求利益，不求名就，他甘愿湮没在史尘之中。而他，只为天下济济苍生而来，不受浮尘之功名，此人安能不谓之圣人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