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出师表》 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国寄予的期望，言辞恳切，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
千百年来，《出师表》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在国家政局动荡，内忧或外患之时，更是引发了仁人志士对国家栋梁之材的呼唤。杜甫的《蜀相》一诗正是他面对安史之乱时，渴望有诸葛亮那样能平息乱世之能臣的心声；宗泽临终时反复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与陆游的“出事一表真名师，千载谁堪伯仲间“都是面对当时金朝外侵自己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为国建功立业的喟叹。
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从汉朝确立儒家正统地位以来，历代文人、士大夫，都把这句话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奋斗的目标，认为只有达到这个目标，自己的人生才算有价值。那么，这种价值观内涵是否都相同一致呢？
《 出师表》开头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先不说刘备去世，单就“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益州，这里代表的是整个蜀国。国计民生困顿衰弱，这时却要去北伐魏国，这理由实在不成立，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穷困到不行了，却去侵略一个比自己还强大的国家，而且还是劳师远征。不要说去打别人，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家欺负就已经是万幸了。
但诸葛亮就是北伐了，而且还是不止一次，面对蜀国上上下下的质疑，诸葛亮的解释是“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后出师表》）。这说辞实在勉强。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呢？对刘备的知遇之恩予以回报固然有之，但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
如果诸葛亮处在杜甫、陆游的年代，他的这一番作为是毋庸置疑值得肯定的，可他偏偏处在三国内乱时期实力最弱、地盘最小的蜀汉，在这样一个时候频频出兵，显然不是明智的，但他生命中那种儒家的使命感已经让他停不下来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后出师表》）天下姓刘，其他人做皇帝就是大逆不道，都属非法，必须要讨伐。
天下为公，皇帝凭什么一定姓刘，他以前不是姓赢吗？可诸葛亮偏偏就认这个死理，虽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这就是他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思想。
另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读书人也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治国、平天下的含义却与诸葛亮完全不同， 面对蒙古强大铁骑的滚滚红尘，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他依然率领军队奋起抵抗，在他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感叹后，慨然赴死。名垂青史，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本义是逐出外族的入侵，使大宋的天下太平。他就是文天祥。
明代僧人姚广孝，本来应该在寺庙念经诵佛，可饱读诗书，满腹韬略的他内心却不安于现状，他出谋划策怂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致举国硝烟、天下大乱，他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后来实现了：帮助野心家朱棣完成了霸业。
看着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曾国藩高举起闪着寒光的屠刀，对着因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而起义的太平军大开杀戒，以至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对于“曾剃头”这样的一个称号，曾国藩丝毫没有觉得任何愧疚，反而感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实现了：不管怎样，大清绝对不能乱，维稳第一。
由此可见，同样是治国、平天下，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含义却不尽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