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水平、房屋、交通、学校、安全，已经是资本本身必须解决的问题，目的在于提高工作生产率和消费能力。
工人对体制计划进行干预的任何期望，都要求他服从生产和消费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加强自身的奴役。
消费还有时间消费，注意力消费
语言越是以实践活动为榜样，就越是在所有方面同质化；不仅如此，它还会获得一种“风格”。
语言的普遍性命运，会越来越有赖于这种实用的语言。
认识的过程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对习以为常的概念提出抗议，不论是感知的、语言的，还是观念性的（或者说这些都属于语言性概念，只是其中包括了理解层次的、词语层次的，或者观念层次的概念），同时确立一种新的感知、命名和解释的方法；第二个是永远不要彻底被抽象思想的系统所控制，甚至在一个纯粹概念性的世界里为它修建永久的府邸，而是要始终借助一个晃晃悠悠的磁针，指示人生经历中尚未概念化的现实。
生产的类型分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
文学也被认为是“消费品”，因为它的产品经常因为易于腐坏而遭到质疑。
假如哲学的外表上附着了过多人类的血肉，对于当下和过去经历的生活过于敏感，那么，它就会对文学构成的挑战，就会不像形而上学或者单纯的逻辑学的抽象那么令人兴奋。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与文学的界限，并非总是具有那么明显的标志。
包含了哲学和文学两个学科的传统阵地是伦理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伦理学几乎始终能够找到一个借口，使哲学和文学无须直面彼此；同时，这两种学科确信而且满足于能够轻易地在教会人类美德的共同使命中达成共识。
我之前描绘的那幅画面就好像是一场分床睡的婚姻，应当被看作三者的混合：哲学、文学和科学。科学与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并无差别，也就是交替使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以便建立不断被置于危机当中的世界模式。科学则必须始终警惕，不要将自身的语言习惯错当成客观法则。只有当科学、哲学和文学的问题不断将对方置于危机当中的时候，一种文化才能控制形势。
我们只能利用一种文学现有的实例。这种文学一方面从哲学和科学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与之保持距离，并一口气轻轻吹散抽象的理论和现实表面的具体。
科学与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并无差别，也就是交替使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以便建立不断被置于危机当中的世界模式。科学则必须始终警惕，不要将自身的语言习惯错当成客观法则。只有当科学、哲学和文学的问题不断将对方置于危机当中的时候，一种文化才能控制形势。
相对于认识论、本体论、道德主义和美学主义的绝对化，经验和想象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诗歌、科学、政治社会学，则是作为经验和想象。这就是一项旨在从预言发展为计划，而又不会失去它空想和预言方面力量的工作的意义所在。
我在滑稽、讽刺、荒诞、恶作剧等表现手法当中，寻找摆脱所有表现和评价的局限性和单一性的道路。同一件事情至少可以用两种方法表达：一种是为了说明那件事情的方法，而且仅仅是就事论事；另一种方法对那件事情进行说明，与此同时还想提醒大家，世界要比它更加复杂、广阔和矛盾。
在所有的时代和社会，一旦某种美学原则、某种诠释世界的方法，或者某种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等级建立起来，文学就可以通过随后的证实、有限的修正和深化，永远延续下去。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文学的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对价值等级和已经确定意义的标准进行讨论的可能。
在文学领域里，作家们如今考虑的那个书架上摆放的，首先是能够将文学事件分解成最根本的元素和动机的那些学科，那些进行分析和解剖的学科（语言学、信息理论、分析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治疗的创新用法
句子和行为的选择越是局限，语言和习俗的规则就越是不得不变得复杂，以便掌控越来越多的情形。与人类用来思考世界的概念极其匮乏的情况相对应的，是一个详细而且包罗万象的规章制度。
民间文学中包含的幻想并不像海洋一般无边无际。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因此把它想象成一个容积有限的水库：由于处在同样的文明发展水平上，叙事行为就像数学运算一样，在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间也不应该有很大差别。不过，以这些初级方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西，可能会呈现出无限的组合、交换和改变。
真正的文学机器，应该是一台自己能够感到需要进行无序生产的机器；不过，作为对于之前有序生产做出的反应，这台机器将生产出先锋派，以便打破之前过长时间传统生产造成的阻塞电路。事实上，控制论的发展，涉及的是有能力学习、改变自身程序、发展自身敏感性和自身需求的机器。没有任何东西禁止我们想象出这样的一台文学机器：从某个时刻开始，它不再满足于自身的传统主义，于是提出对于写作的一些新的理解，并彻底打乱自身的所有规则。为了满足那些追求文学事实与历史、社会学、经济事实之间一致性的评论家，这台机器可以对自身的风格进行改变，并且与生产、收入、军费、决定性力量的分配等因素的各种特定统计指标的变化联系起来。那才是能够与假设的理论完全相符的文学，也就是终于成为文学。
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就是沿着这些禁地的边缘前进，继而跨越它们的障碍。这样的道路，使我们能够说出以前不能说的话，继而进行词语和故事的创造。同时，它又总是一种再创造，是对于被集体和个人记忆压抑的词语和故事的再创造。因此，神话对童话的作用，就像是一种重复性的力量，迫使它回到自己原来的路上，尽管它离开了那条道路，并且已经走上仿佛通往其他地区的道路。
诗歌和艺术的创作过程与词语游戏的过程相似，是组合游戏带来的儿童般的乐趣。它促使诗人进行线条和色彩排列的实验，尝试把意义相差很远的词语放在一起。在某个时刻，装置突然启动，就这样，通过它们的自主机制而获得的组合，在独立于任何另一个层面上对于意义或者效果的研究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意义，或者是获得了一种不曾预料的、意识无法通过主观意愿达到的效果，获得了一种无意识的意义，或者至少是一个无意识意义的预兆。
文学机器可以在一种特定的材料当中，进行所有可能的改变。不过，所获得的艺术成果却是这些交换中对人类产生的一种特殊效果，这个人类具有意识和无意识，持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观点。
一些漫长的时期内，文学好像是服务于祭祀，或者是对价值的确认和对权威的接受。到了某个时刻，这个机制中迸发出了某种东西，文学也因此成为一种朝着相反方向前进的过程的倡导者，拒绝仍然按照这个时刻以前的方法去看待和谈论事物。
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的作用按照情形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一些漫长的时期内，文学好像是服务于祭祀，或者是对价值的确认和对权威的接受。
从诞生之时开始，书面文学就背负着祭祀和确认现存秩序的使命。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文学才摆脱了这个重负，成为一件私事，供诗人和作家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压抑，并使他们意识到这种压抑。我还要说，文学是通过组合游戏做到这一点的，在某个时刻，这些游戏获得了一些来自潜意识的内容，而且最终将它们表现出来。人类正是通过文学打开了这条自由之路，获得了批评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递到文化和集体思想当中。
科学认为语言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可以用来说明一个与之不相干的别的东西。正是在语言的概念上，形成了科学与文学的差异。
文学创作处于认识论的推动之下。这种认识论时而来自宗教，时而来自思辨、巫术、百科全书、自然哲学，或者是进行观察和改变，并加入幻想。
道德问题并非出现在文学领域，而是在实践行为的领域。文学创造的独立自主的形象，可以作为经验或者其他大脑思维成果的参照标准。只有通过读者的这种思考，也就是必须通过读者所寻找的价值与文学作品好像在建议或者暗示的价值之间的对比，文学才能够与一种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
科学上的讨论倾向于使用纯粹形式化、数学性、建立在抽象逻辑基础之上、对本身内容并不在意的语言。文学上的讨论则倾向于建立价值体系，其中的每个词语、每个符号，仅仅因为作者将它选定并写在纸上，就获得了价值。
